纽约时报2014-04-01
汪琳
“难以置信，看来这个梦是一直醒不了了……”，今年2月电影《白日焰火》(Black Coal Thin Ice)当选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导演刁亦男致获奖词时几近哽咽。过去八年，他不停地寻找投资、修改剧本，才赢来这一刻。尽管如此艰辛，他依然是中国独立电影人中的幸运儿：去柏林之前，《白日焰火》就已通过了中国电影审查机构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审查；拿奖后一个月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公映；3月21日上映以来，这部制作成本1500万元的影片收获了超过8000万元票房。相形之下，七年前同样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图雅的婚事》，因当时中国电影票房普遍不及今日，票房总计不足300万元。去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最佳剧本奖的影片《天注定》，因题材较为敏感，至今还在为公映奔走。
《白日焰火》也是少有的不依靠意识形态或东方背景赢得国际奖项的中国电影。“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影，不是直接批判社会，不是反映民俗奇观，靠电影本身的故事来赢得观众和评委。我想他们也被故事和演员的表现打动了吧，”刁亦男在接受采访时说。
作为电影艺术风向标之一，柏林电影节趣味偏学院化，亦少有《白日焰火》式的类型片摘取“金熊奖”。“在柏林影展上能见到许多学院派气质的电影，有抨击政治的题材，有探索极致的电影形式。但《白日焰火》不属于任何一类，它是一个东方爱情故事。”去年参加过柏林电影节的编剧秀之树在接受采访时说。
《白日焰火》讲述了一桩碎尸案引发的爱情纠葛抑或是救赎故事，前警察张自力（廖凡扮演，凭借这个角色他也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在追踪案件过程中，与洗衣店女工吴志贞（桂纶镁扮演）萌生情愫，电影展示了一个压抑、封闭但又欲望涌动的中国北方风景。刁亦男亦是影片的编剧，剧本从2005年到2010年，先后写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从最初比较文艺的《冰人》到社会批判性的《过磅员之死》，最终公映的《白日焰火》是一部既有商业策略又保留艺术追求的文本。
找钱拍电影、送影展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的必经之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刁亦男写过先锋话剧，是《爱情麻辣烫》、《将爱情进行到底》等影片的编剧。2003年以来，他先后拍摄了《制服》、《夜车》，分别入围第2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龙虎奖”、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瞩目”竞赛单元。这两部影片都未能在国内公映，他在大众中也籍籍无名。因此，当他拿着《白日焰火》第一版的剧本寻找投资时，很多影视公司放弃了。直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负责人沈旸将剧本推荐给江苏广电集团之后，才进入投资方幸福蓝海的视野。在接受影评人卫西谛为电子杂志《后窗》采访时，刁亦男说起了一段心酸的经历：投资方曾经提出购买剧本、更换导演，这种合作方式被他拒绝。
金熊奖让刁亦男一夜之间从幕后站到台前。他的名字也同李安、谢飞、张艺谋、王全安等几位华语影片金熊奖导演并列。他仍然过着早晨起床喝杯咖啡就开始写作的生活。他说，“我不是一个农村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县城来的，在北京二十多年，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变化。创作永远是我自己可以主导的，这跟得奖与不得奖没有直接的关系。”
以下是刁亦男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的对谈实录，对话经过编辑和删减，未经刁亦男审阅。
问：威尼斯、戛纳和柏林三大电影节，为什么选送柏林？从创作者的角度，是什么打动了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们？
答：选送去柏林的原因是，那个时间完成了电影，而且刚好拿到了审查通过令，可以自由地送选任何影展了。2月份的柏林影展是第一个，资方也希望在2014年上半年发片，柏林影展就成首选。打动评委的原因，肯定是这个电影跟其他参赛的影片有不同之处，这是第一个，首先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第二个，我觉得他们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不是直接批判社会，不是反映民俗奇观，靠电影本身来说话的作品，来赢得观众赢得评委的青睐。我想他们也被这个电影本身的故事和演员的表现打动了吧。所以，我听梁朝伟说，他听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说，他们看完以后很快决定把金熊奖给《白日焰火》。
问：谈谈你从编剧转向导演的过程，你适应这种转变吗？
答：一个作品的最终呈现者是这个作品的主人，如果你想表达你对生活的态度，你是一个电影编剧，当然你也可以表达。但是你的文字通过导演呈现为电影的时候可能会打一些折扣，虽然它还是一个电影，可能在表达的充分度上。做编剧，慢慢地就想自己做导演，这样就可以最充分地享受表达的快乐。
编剧是一个人的工作，比较舒服，每天起来做咖啡，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会再开始工作。周而复始，非常枯燥，就是很安静的工作。当导演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生活形式完全不一样，还好我的主创都是从处女作《制服》开始合作的，大家随着我的电影产出也在成长。像小家庭一样，这种交流比较舒服和自在，在好朋友面前你是放松的。当然了，每一部戏都会有一些新的人加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这一部分是你要跟对方重新沟通，建立合作关系，解决合作当中的误会。
我也经历过不太适应的阶段，从第一部戏《制服》比较内向的状态，到第二部戏《夜车》放开一些，在剧组内部可以自由地跟大家沟通，再到《白日焰火》能够完全放开享受拍摄的乐趣，的确经历了这个过程。
问：说说拍摄的乐趣。
答：拍摄的乐趣永远建立在拍摄的困难之上。当你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你和你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它克服了，那种乐趣是巨大的。比如，我们有一次拍夜晚滑冰，在《蓝色多瑙河》的伴奏下滑冰，那场戏拍摄难度特别大。我们用冰浇出来一个拍摄场地，来了两百个群众演员。那时候已经接近拍摄尾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那场戏，在计划里是要拍三天的。但是因为拍摄周期的压力，我们必须当天拍完。而当时天又开始下雪，雪下得特别大特别美。雪一下，我的斗志就被激发出来了。我和我的副导演一起，在那个空旷的冰场上开始疯狂的喊。大家的情绪也都瞬间点燃，主创、演员都投入到一种兴奋的状态当中。我感觉大家都很享受，享受那种辛苦。那场雪下得完全像给我们助兴一样，我们也在跟雪比赛。我们从下午四点钟进入拍摄场地，一直拍到凌晨两点钟。所有的镜头、段落全都是在那一天完成的，效率高得惊人，难度高得惊人。拍完以后，那种愉快、喜悦、满足是别人难以体会的。在这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这样的场面不止这一次，有很多很多次。
问：在你与制片人文晏长久的合作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和文晏是拍《夜车》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夜车》的剧本找了两年投资，没有找到钱。几次找到投资，到跟前又没了。当时文晏看了剧本非常喜欢。她也非常想帮助中国独立电影的导演，来成全这样的导演。所以她就找了她的两个朋友，大家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当时那笔3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在独立电影圈里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了。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合作。在拍《夜车》之前，其实我写过一个《白日焰火》的剧本，那是一个相对文艺的版本。在这之后，她提出一些建议让它往市场靠拢一点。因为文晏本身也是编剧、导演，她对创作比较懂。而且她一直在美国上学，趣味也比较高。她见识的事情和看到的作品，比我们甚至还多一些，就更加容易沟通一些。同时她的大局观也比较好，会从客观的角度来提醒我。因为我比较情绪化，写东西是投入进去的，不会想市场、投资人、商业这些事情。这样的话就比较互补吧。
问：《白日焰火》从第一版剧本到公映的电影，改动大到什么程度？
答：大到完全是另一个剧本。
问：为什么你能接受这么大的改动？
答：我是没有办法啊，需要重新寻找一条路，重新更换系统。这个电影之所以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七八年。因为难，所以用这么长的时间去消化、去重组、去寻找。这个系统可能是你原来的审美趣味，你原来对一个好电影的判断标准，在外力的影响下需要你重新做出调整，而你做出调整加入进来的那些新的元素，可能是你原来排斥的。你原来排斥的，现在要让你接受还好，但是要让你去喜欢，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说服自己的。你一定要从理论上首先说服自己，寻找到一个特别坚实的观念的支点，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我发现一部商业片也可以融入作者的风格，就是说像商业作者这样的电影在美国，在新好莱坞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导演，像科恩兄弟(Joel and Ethan Coen)、大卫·林奇(David Lynch)等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这方面也做一些尝试呢？至少可以在剧本方面，在文字层面可以先做出这样的调整。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尝试变化吧。我很简单，面对剧本，怎么把它改成一个他们喜欢我自己也喜欢的东西。其他的事先不用管，就是电脑里的这个文件，剧本就是未来电影呈现的模板。所以最终还是对电影本身的思考。怎么样从特别个人化自我的一个艺术品，过渡到一个又有商业策略，又有艺术追求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给自己洗脑。一方面是大量的看片，一方面是疯狂的阅读，阅读了大量的电影理论史。从前我自己喜欢的电影都是更本能的，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觉得什么电影好就去模仿它。比如说，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的《白气球》、《小鞋子》。
问：从找不到投资到找到2000万元资金，这中间你们做了哪些努力？
答：上海创投负责人沈旸极力邀请我们去了上海创投，虽然我们在创投上没有拿到投资，但是沈旸知道了这个计划。之后，江苏广电集团的章杰找沈旸推荐好的剧本项目，沈旸就把《白日焰火》这个剧本推荐给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推荐，章杰看了之后觉得挺喜欢的，正式在江苏广电内部进行了讨论，最终进入幸福蓝海的决策程序。美国公司博雅德当时跟幸福蓝海在讨论合作意向，他们看了《白日焰火》的英文剧本据说也很喜欢。所以，这件事情实施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在这之前，这个剧本也送到了一些电影公司，他们还是觉得相对文艺，需要我修改，我也修改了。最后可能就是缘分吧。
问：2月份拿奖3月上映，而且院线排片比例不低，这是怎样实现的？
答：去柏林之前对影片的公映就有准备了，当时想的是4月份“清明档”。但是柏林拿奖之后就提速了。从拿奖到公映如此之快，就是像趁热打铁。实际上不应该这么快，但是就像一场急行军攻占制高点一样。必须抢在时间前面，才能让整个形势有利于这个电影的发行。哪怕有一些没有特别准备充分的小细节就不纠结了。我们上片，据说是拿奖以后上片最快的一部电影。很多人非常吃惊，但是我们那时候赶工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们去上海混音的时候，在旅馆登记了房间，再没回过旅馆。人家以为我们跑了，因为我们都住在混音棚里。这个拍片时间也都是大家辛苦换来的。
问：《白日焰火》柏林版和国内公映版有八处删节，为什么？
答：我们去柏林之前已经拿到了内容审查的通过令，从柏林回来以后，为了观众的观影需求把个别镜头剪短了，节奏加快了，完全是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
问：不批判社会、非意识形态的作品是否会成为中国输出文化产品的一个趋势？
答：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跟社会、跟人有关系的，都会反映你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不可能没有。只是说它隐藏得更好，不会那么直接地直白地交代给你。真正的文化产品的输出是当你这个民族拥有了整体坚定的价值观，形成了真正的文化价值观以后，不用你刻意营造，它的力量本身就会让你的文化以产品的形式向世界发散。
问：谁对你的创作影响比较大？
答：电影导演里边我最喜欢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我喜欢他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在他眼中，人性是可笑的。
汪琳是《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主要从事文化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