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陆涛春散文录

磙   龙    银   行

     我的家乡在淮安东乡的绿草荡边，这里春天水草丰茂，夏天浓绿匝地，秋天葭蒲苍苍，冬天芦花悠悠，一年四季，宛如世外桃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人们充分利用集体出工以外的零碎时间，大做蒲草文章。绿草荡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家，没早没晚，全家上阵，用石磙碾轧蒲草，编织蒲包卖给供销社，美其名曰为自家的“磙龙银行”。

    当时的塑料编织袋（农民叫蛇皮袋）还没有普及，农业的水利建设，运输的货物包装，乃至家庭的生活保障，都离不开小蒲包。水网地带的所有供销社，无不敞开收购。虽说每片只卖二毛多钱，但却解决了衣食住行的许多问题。正如老人们所说：小蒲包作用大，生活开销全靠它。

    鸡叫四遍，外面还是黑黪黪的，村子里已经一阵一阵地传出石磙打生蒲的轰隆轰隆声。轧蒲人双手握住左右两根绷着的扶绳，双脚轮流踩动石滚，在生蒲上来回碾压，直至生蒲变熟，又软又扁。此活是力气活，十分费劲，一般都由家庭的壮劳力承担。

    晚饭后，在如豆的油灯下，妈妈带着孩子们席地而坐，你追我赶的织包开始了。也许是娃娃们心更灵手更巧，他们用右手的小指勾住横向的蒲叶，两手手指左右对进，飞快地挑起竖向的蒲梗，刷刷刷地一根接一根地编织着。在眼花缭乱间，很快织出一大片，然后用十指轻轻一扒，那重重叠叠的人字形图案，便匀匀称称地展示出来了。碰到星期天，每个孩子一天可织二十多片，个别大户人家，全天竟能织出一百多片蒲包。

    爷爷奶奶们也有分工，他们别包口、剪蒲梢，把每片蒲包修剪得光光滑滑，使其平整利亮，更有卖相。

    晴天的清早，在通往供销社的大路上，卖包人来来往往。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雄赳赳地挑着蒲包。卖完蒲包后，她们常会马上走到心仪的卖布柜面，指着五颜六色的花布，叽叽喳喳地挑选着。

    一九七七年九月上旬，教办对书学费的上缴催得很紧，而此时的蒲包收购价格低要求严。我知道学生家里都囤积着准备缴费的大量蒲包。其时，负责收包的是中心大队的老邱，我对他倾诉起收费的难处，岂料，话未说完，他就爽快地表态：“陆先生，放宽三天，从明天开始，你赶紧叫家长们来卖包。”万没想到，无论大小、松紧、品相，在那三天里，所有蒲包全被定为头等价格。四十六年过去了，我仍忘不了这位邱姓收包人。

    随着蛇皮袋的畅销，小蒲包的辉煌被写进了历史，但绿草荡地区的老人们，怎能忘记当年帮助各家各户，度过艰苦岁月的“磙龙银行”啊！

                                      作者    陆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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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大将在淮安养病

“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是1945年5月，毛主席获悉徐海东再次病倒后，亲自发给徐海东电报的最后八个字。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原名元清，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徐家桥人，出身陶器窑工家庭，斯诺称其为“红色窑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黄麻起义，历任红四方面军独立第4师师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排名十大将第二。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骨瘦如柴体质差，饥寒交迫生存难”的红一方面军，徐海东下令拨付五千元大洋给中央红军改善生活。若干年以后，毛主席每每谈起此事，总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甚至用“功大于天”四字来认定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徐海东麾下的红25军乃至后来的红15军团，大多是13—18岁的娃娃兵，由于指挥得当、战术灵活，加之政治工作到位、军事训练扎实，无论是西北军、东北军、马家军，还是中央军，屡屡被打得落花流水，敌军闻风丧胆，称其为“徐老虎”。蒋介石恨之入骨，大骂徐海东“是文明一大害”，“是一块臭豆腐，粘上就甩不了”。下令“对徐族满门抄斩”，残忍屠杀徐海东亲人和亲戚多达66人（该县文史部门解放后统计应为73人），还把徐海东的人头赏格与彭德怀等额，均定为十万大洋。难怪毛主席称徐海东是“出身最苦，负伤最多，受伤最重，是共产党中付出牺牲最大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徐海东在我们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养病，说来有如下过程。

1939年11月，徐海东随刘少奇等四十多名干部，离开延安，来到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4支队司令员。

1939年12月21日夜晚，在营以上干部总结周家岗战斗时，因患肺结核、受伤和过度劳累，徐海东突然吐血昏倒，断断续续昏迷十多天后才完全苏醒过来。

皖南事变的恶耗，使徐海东的病情雪上加霜，被气得几次大口吐血，昏迷过去。他当年那捷如青猿、壮如黄犊，行军二三百里不歇脚的强壮身体被彻底击垮。

1945年5月，徐海东眼含热泪，反复阅读毛主席给他发来的电报，亲笔把“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的殷殷叮嘱写在月份牌的硬纸板上，放在枕边，强迫自己安心养病。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毛主席的来电极为重视，立马委派谭震林组建特别警卫二连，简称“特二连”，对徐海东实行最高级別的警卫。

当时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由红军干部担任，连长是团级干部的程启文（1961年被授予少将衔）。三个排长、九个班长和各班战士，分别由营长、连长和战斗英雄担当，全连一式美式装备，人人都是军中翘楚。

谭震林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特别强调：“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特大功劳，你们特二连，是毛主席命令组建并保卫徐海东司令的连队，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不能丢下徐海东。”

在这段时间，徐海东的身体非常糟糕，躺在担架上，有时行军稍微颠簸一下，都会大口吐血。幸好在经过东芦店子时，遇到老中医沈默。当老先生知道病人是赫赫有名，威震大别山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虎将军”后，不顾年迈，亲自采药，精心调理，使徐海东渐渐远离了死神。

徐海东不能着地，整天躺着，战士们用粗铁丝在担架上缠成架子。他的胸脯肿胀，不能盖被，只好在架子上密不透风地覆盖几床棉被，近看像一架船篷，远看像一顶大轿，每次行军需要四名战士合力抬着。

1945年9月22日，淮安第一次解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淮安成了苏北的中心城市。此时，抗战胜利了，战争局势相对平稳。在中秋节前后，党中央决定把徐海东转移到现淮安区的湖心寺，要求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成立高胡（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和杨平两位军医负责的专门医疗组，对徐海东进行治疗。

湖心寺当时在淮安镇淮楼西北约五里的管家湖中间，之前是淮阴农校所在地，现座落着淮安区实验中学，从河下大桥紧挨着的湖心寺大桥，可见当年的些许端倪。

其时的湖心寺长老是德高望重的善法大师，他曾是国大代表，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热衷打内战的做法极为不满，对我党我军的政策法令却热烈拥护、推崇备至。

得知警卫森严的“老病号”原来是蒋介石高额悬赏的“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将军，善法长老敬佩不已，随即赠送了一盆精心养育的昙花。也许是机缘巧合，当天晚上，昙花居然破苞盛开。在弥漫着浅淡芳香的病房里，将军与长老一边赏花，一边交谈。

善法长老双手合十，由衷贊叹：“将军真是福星啊，你一到敝寺，多年养育的昙花就开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往后一定会和平兴旺啊。”

“和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在我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打败蒋介石，建立起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安定幸福的好日子。”徐海东信心满满地说。

专门医疗组精心护理、积极治疗，使徐海东的病情基本趋于稳定，但一咳嗽，仍没完没了地吐血。由于只能吃流食，为了改善徐海东的羸弱身体，他们一面让徐海东定时饮服牛奶、羊奶和鸡汁（把煨烂的老母鸡用纱布包裹后榨取），增强他的体质。一面请淮城著名中医汪筱川诊治。汪先生针对肺结核和咯血，用糯米汤调服白芨粉，出血重时加适量三七粉，让徐海东按时服用，结果，吐血量较前明显减少。

湖心寺香客众多，上级决定把徐海东迁往相对安全的河下附近的尚家园子，先住在尚正荣家，后又移到黄寿恩家。考虑到方便担架进出和安全警卫，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专门在黄寿恩家东边，按照苏北民房风格，为徐海东建筑了三间宽门大窗的特殊瓦屋，并在屋内开挖了地道。

此屋能住能防，能守能攻，在新房居住期间，徐海东两次遭到了敌机袭击。

众所周知，在“双十协定”签定阶段，蒋介石明里敲着木鱼大念和平经，暗地磨刀霍霍准备打内战，他时不时地派侦察机来淮侦察、扫射。

第一次，敌机突然来袭，特二连忙于应战，夫人周东屏急着送孩子们去防空洞。敌情解除后，担架上的徐司令不见了，正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刻，地道里传出了一个镇静的声音：“我在这儿。”原来，一听到敌机的扫射，他立即滚到地面，而后又滚进了地道。

说起第二次遭袭，河下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常会讲述“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破案”的故事。一个晴天的下午，敌机的轰鸣声传来了，来不及进防空洞，战士们只好把徐海东就近抬进芦苇丛躲藏。他叫战士们分散隐蔽，自己仰头观察，发现一束光柱在指引敌机扫射，当即命令去一个班，顺着天上的光柱把为敌机指示目标的特务给他抓来。不一会儿，战士们抓来了一个拾粪的，怀里还抱着一面镜子。审问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论。徐海东叫战士们报告师部，去他家搜查。结果捜出了一台收发报机，至此，拾粪人不得不承认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工，刚才是用镜子的反光为飞机指引目标。事后，吉祥院主持尹兰谷不无感慨地说：“此人有将相之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徐海东故居现矗立着一尊一丈多高，背面刻有《徐海东大将生平》的将军石。位于河下古镇西北一点，翔宇大道紧北边，蓝惠幼儿园南边。2015年6月18日下午，淮安区区委书记颜复同志亲自为将军石主持了揭幕仪式。

定居尚家园子后，徐海东常常召集特二连的指战员，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督促他们抓紧政治学习，抓紧军事训练，做好蒋介石打内战的准备。

在生活上，他让周东屏为战士们浆洗被褥，缝补军衣。每逢传统节日，徐海东让她用中央特批给他的营养费给战士们加餐，有时还分发战友们慰问他的罐头、压缩饼干等战利品。

他要求医疗组不单单为他治病，也要为老百姓看病。安排警卫战士访贫问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农忙时节帮助乡亲们干活。

1946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徐海东用刘少奇批给他的生活补贴，让战士们买来彩纸、竹篾等东西，指挥他们有的写春联，送给村邻并帮助张贴；有的扎花船、编节目，自排自演。

大年初一的清晨，清脆的迎春鞭炮声一阵阵传来。徐海东格外兴奋，他叫战士们敲起欢快的锣鼓，荡起飘逸的花船，耍起威武雄壮的滚龙刀，扭起热情奔放的大秧歌，去给河下的父老乡亲们拜年。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军民合唱的歌声响亮而激越，唱出了人们的真情实感，把军民同乐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树欲静而风不止。1946年6月，内战暴发了。徐海东懊恼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常常拍着身下的担架念叨：“我算一个什么军人，不能打仗，还要战士们来保卫我！不如战死在战场上痛快！”

情绪稳定时，只要身体允许，他就连续几小时盯着全国各战场的军事地图，分析敌我战略态势，有时还打电话询问战斗情况，提出作战部置的意见。每逢张云逸、罗炳辉、黄克诚等战友来看望他，他总要详细了解所在部队的战斗成果。听说某次战斗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往往沉默不语，半天不说一句话。他的亲密战友许世友对他最了解，打了胜仗，有时会抽空来报捷。人未见声先到：“老徐啊，我给你送’特效药’来了。”听了许世友绘声绘色地讲述打胜仗的全过程，他孩子似的笑了，因伤形成的酒窝又深深地显露了出来。

1946年秋，根据毛主席“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徐海东随部队离开淮安，向山东转移。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8月，徐海东在淮安养病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但却给古城淮安的革命史添写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徐海东大将的长子徐文伯（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秉承父亲遗愿，专程来淮，看望河下的老房东后代和他在河下小学的同学，大家抢着与他握手，争着留他吃饭，那热情友好的情景，使他不由得想起父亲在淮安养病的如烟往事……

徐海东大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四年了。我们淮安人民一直铭记着徐大将在淮养病时的那段动人的军旅生活。

谨以此文纪念徐海东大将病逝五十四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