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先生跋《刁遵墓志》考略

南北关通初启绪 海日遗珠有奇芒

——沈曾植先生跋《刁遵墓志》考略

文/林辛勤

供职于台州银监分局

丨摘要丨

沈曾植跋《刁遵墓志》全文264字，作于光绪己丑（1889）季春，为目前仅见的沈氏对《刁遵墓志》的完整题跋。笔者学习参考《〈寐叟题跋〉研究》[1]的学术成果，经考证认为，该跋具有五个方面的稀缺性：其一，沈氏一生对《刁遵墓志》始终关注有加，评价极高，在碑帖题跋中多次论及，此属首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其二，沈氏作该跋的时间确切，在系年可考的沈氏遗墨中当属极为稀见的早期作品，其书风正处于碑帖初融阶段，就笔者所见，少有风格相似的同类之作；其三，跋文透露了沈氏在光绪中叶任职京官时与宗源翰、袁昶等人的过从交游情况，对深入研究沈氏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良有意义；其四，跋文作于《刁遵墓志》“父庸未泐”初拓割裱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之后,该本历经金文淳、宗湘文、蒋祖诒等递藏，有汪师韩、方观承、陶濬宣等人题跋，但晚近以来沈氏书学的相关研究均少见引录，因而详加考证，必可裨补空白。其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沈氏在此跋中首次提出“南北关通”的概念，对阮元的“南帖北碑”论有所发展，盖沈氏日后以如椽大笔开启“碑帖融合”的大门，于此处已稍有心迹可循，并贯穿一生，力行一生，殆可证也。由此，笔者认为沈氏光绪己丑（1889）季春所跋《刁遵墓志》，是清末书法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书迹，于沈氏书学研究也具有相当可贵的参考价值，不啻为海日遗珠，奇芒熠熠。撰此小文，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丨关键词丨

沈曾植   题跋   刁遵墓志   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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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刁遵墓志》相关的五条沈氏题跋

沈曾植光绪己丑季春跋《刁遵墓志》，共264字。考证钱仲联先生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2]，沈氏确切论及《刁遵墓志》（或称《刁志》《刁惠公》《刁惠公志》）的约计四处，字数均不及己丑季春所跋。且另四处均是为其他碑志作跋时涉及《刁志》，而己丑季春之跋则专为此志，可谓此跋乃是读通其余四跋的肯綮所在。因将五条题跋之释文抄录如下：

（一）《光绪己丑季春为〈刁遵墓志〉跋》[3]（1889年，264字）

此《刁惠公志》，海内有名之本。雍字及建平建字可识，旧拓中不可多见者也。韩门先生题记在乾隆丙戌（1766），阅六十年为道光丙戌（1862）。岳钟甫刻木记于志旁，已泐阙五六十字。今再阅，丙戌存字益少、益漫漶，昔人所称似颜徐体，疑出中岳先生手者，锋势神韵都不可复见。而石出土在康熙五十年（1721），距韩门先生题记几六十年，金石著录，人间见本无能一字多此者，则前此残坏固无几也。风会所趋，金石为泐，异哉！湘文先生精鉴藏，收蓄多江南故家旧物。磢秋农部借观此本，转以相示，留斋中三日，涣然有见于南北关通之绪。信陈海宁、包安吴所论不虚。辄记数言，以质善鉴。光绪己丑季春，嘉兴沈曾植。

按，此跋在王蘧常撰《沈寐叟年谱》[4]中未见收录，也似未见于沈氏亲编的《菌阁琐谈》《全拙庵温故录》等著述；考《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此跋痕迹不觅；即便是在当代沈曾植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5]中，亦似未有论及此跋处。鲍贤伦、戴家妙等主编的《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6]和嘉兴博物馆的《海日流光：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书画作品暨浙江省文博单位藏沈曾植书画作品选》[7]，两书均为广征沈氏毕生主要作品之大集巨著，惜乎都未将此跋收入。由此也足可反证此跋之稀见，抑或此前之未受应有重视。

▲图1   沈跋《刁遵墓志》墨迹

（二）《光绪辛卯清明日为〈张猛龙碑〉跋》[8]（1891年，163字）

《张君清颂》，在北朝诸石刻中最先著称，结体亦特难拟。以包、吴二君之精诣，能摩《刁惠公》《郑文公》之垒，于此《颂》未敢措手也。近日张濂亭翁悬腕中锋，独标玄旨，其构法乃颇有于此《颂》为近者。仆常以此《颂》在北碑中正如唐碑之有《醴泉铭》，翁晚岁深推欧楷，意所见亦有相涉者欤？光绪辛卯清明日，腹疾不出，偶检此册，以校借得南中覆刻本，因题记于后。（《海日楼题跋》）

（三）《为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9]（年代待考，185字）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海日楼题跋》）

（四）《为〈崔敬邕墓志〉跋》[10]（年代待考，111字）

此志用笔略近《李超》，尚不及《刁惠公》之茂密。惜原本不可得见，无以确定之。

近江南任氏得李眉生藏本双钩一本，刻行细意相校，殊无大异。彼本弥近《李超》，清润处复与《司马景和妻》相近。然则原刻度当似《崔顾》，非《刁惠公》一种也。（《海日楼题跋》）

（五）《为〈六朝墓志（附隋）〉跋》[11]（1919年，43字）

北魏《寇偘》，此亦可参《李仲璇》，当时通行此体，乃知《张神囧》《刁惠公》真大书家笔。（《全拙庵温故录》）

考《全拙庵温故录》完稿于1919年，其《自序》云：“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过。平淡气定，反省惄然。”可以看作沈氏晚年对一生学问的回顾与梳理，犹言温故而知新。此时离沈氏辞世仅有三年；而距沈氏首跋《刁遵墓志》则已整整30年，沈氏留心《刁遵墓志》的时间跨度几为沈氏书风从发轫到确立到成熟的整个过程。晚清金石考据之学大炽，正如康有为所说：“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出碑既多，考证亦盛。”[12]沈氏以学问家态度广搜碑拓的记载，在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随处可见。据记载，沈氏早在通籍时期就已刻意搜访魏碑，如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二月，时年26岁的沈曾植致函沈曾桐时提到：“归时如光景少宽，魏碑务乞留意。如都不能带，《金石三例》两本书，如费不多，想必可见惠也。”[13]渴求之情一目了然；后值任职京师，做学问的条件大为改善，过眼碑拓就更多了，又每每以刁志之风格衡量其他六朝碑版，认为《刁遵墓志》《张猛龙碑》《敬使君碑》三者为北碑楷法之大宗，可证《兰亭》《黄庭》，可开欧法、褚法。“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评价之高无以复加，直至沈氏晚年人书俱老之际，仍然保持了这个评价，可谓对《刁遵墓志》一生珍爱，始终不渝。

二、与沈跋相关的其他几段主要跋文

由于沈跋刁遵墓志辞简义赅，需要结合前后几段主要跋文如《汪师韩跋》《方观承跋》《金文淳跋》《袁昶跋》等一起参看，方能领悟沈氏的完整意思。为此，笔者试将其一一释出。

（一）《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仲春汪师韩跋》[14]（1766年，1038字）

同里金二质甫守天津，余客清苑，一日寄余后魏人墓志拓本，且云石在南皮，不知何时出土，有乐陵诸生携以去。今访至其家，拓得十本，□一见示，属为考之。

余阅其文简净，书复遒媚，惜其石右下残阙，不知谁氏墓志也。志称魏洛州刺史，讳尊渤海饶安人，前列四世，高祖协，曾祖彝，祖畅，皆仕晋，父雍始仕魏。

余因详稽书史，而知遵者，刁遵也。刁协在晋元帝时为尚书令，而见疾于王敦，敦之构逆也，上疏罪协，帝使协出督六师，及石头之败，协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敦平后，刁彝乃斩仇人党，以首祭协墓，由是知名。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卒官。

彝三子，逵、畼、宏，而畅为始兴，相桓灵宝，以畅为右卫将军（魏书及北史刁雍传俱称畅为晋右卫将军）。刘裕起义，畅乃伏诛。宋书本纪云，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魏书南史并同北史作一万，误）。裕诛灵宝，以嫌故，先诛刁氏。雍为畼故吏所匿（雍北史作廱），奔姚兴豫州牧姚绍于洛阳，后至长安，兴以雍为太子中庶子。

姚浤灭，归魏太宗明元帝，假雍建威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晋徐豫二州刺史，拜特进，赐爵东光伯（北史东光，南史东安）。献文帝皇兴中，雍与源贺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允则遵之妻父也。

志称遵于孝文帝太和中，为魏郡太守，乃南齐高帝武帝之时；宣武帝正始中，迁洛州刺史，在梁武帝天监二三年间（503—504）。其殁于熙平元年（516），则天监之十四年也。

遵有子十三人，见于史者楷（楷子冲，袭爵东安侯，魏书有传，冲子钦）、尚、整（整子柔，仕齐，为国子博士）、宣（魏书作宣，南史作宜，或另文）四人，楷与尚皆早卒，故志称整等。整字景智，仕至征东大将军，沧冀瀛骑将军（魏书曰，未及丁父忧），而志但称小子整等，不书其官，已四品上阶也。

至饶安，在汉为千童县，后汉灵帝时始改此名，魏书地形志饶安自熙平二年（517）改属浮阳郡，遵卒于熙平元年（516），故志尤称渤海也。若南皮与饶安自是两县而志石顾出南皮，将毋志所云孝义里者，魏后割入南皮欤？

魏书云，遵尝经笃疾几死，见神明救免，言是福门之子，当享长年（北史同）。史于他治行不书，独书此一事，顾志不及焉。盖古文质实若蔡伯喈之碑，郭有道，陈太邱也，颜延年之诛陶靖节也，岂待繁称哉。志铭与碑诔类，而与传不类，然铭肃而诔哀，碑详而志约，则体裁亦别后世谀墓失真，乃必纪事以取信，而志即碑，碑即传，特名以用而殊耳。虽史称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然而文章□格有升降于兹，可见矣。就正质甫，以为然非欤？

钱塘汪师韩跋，时乾隆丙戌（1766）仲春十日春分。

按，汪师韩，字抒怀，号韩门，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仕运不畅，中年落职以后，一意穷经。因著有《上湖纪岁诗编》《上湖分类文编》等著作，人又称上湖先生。乾隆丙戌（1766）仲春，汪师韩受同乡金文淳所托，对《刁遵墓志》进行了详细考证。

▲图2   《汪师韩跋〈刁遵墓志〉》墨迹

（二）《桐山方观承跋》[15]《钱塘金文淳跋》[16]（年代待考，95字、127字）

从《刁遵墓志》碑后留存的题跋书迹看，在上湖先生汪师韩考证后，桐山方观承也题有一跋，续在汪跋之后。跋文为：

金石之文考订为难。余于是碑虽爱其词翰，不免以残阙置之。兹读上湖先生跋，援据精当，旷若发蒙矣！至其书法遒古，固是魏晋遗轨，字才半寸耳，试扩而大之，峻整可以榜凌云，其气象为何如耶！

桐山方观承题。

按，汪师韩当年落职后，曾客游畿辅，被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为主讲莲花池书院讲席。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一号宜田，安徽桐城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卒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雍正年间曾任内阁中书；乾隆年间历任直隶清河道台、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等职，其中任直隶总督时间长达20年之久，卒于官。方氏工书，著有《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汪师韩对《刁遵墓志》作考证后求题于他，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段金石墨缘佳话。

同时，在得到《汪跋》后，《刁遵墓志》当时的收藏者金文淳也续题了一跋，跋文为：

余既得此志，拓寄上湖前辈，为考订其爵里世系，足补碑文缺落，可无遗憾矣！今南皮县东南七十里有村名刁公楼，相传为刁协故里；县志又谓县东南饶安县本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今其城故址在盐山县东，此去刁公楼远甚，岂古饶安境若是之广耶？敢以质之，上湖其审然耶？

金门文淳。

按，金文淳，字质甫，浙江钱塘人，清朝经学家。张之洞《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云：“金文淳（质甫），钱塘……右汉宋兼采经学家，诸家皆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者。”

▲图3   《方观承跋〈刁遵墓志〉》墨迹

沈氏曾在《与谢复园书》中说：“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临帖如此，考据更是严谨。正因上述诸条跋文考证严密且可相互佐证，并清晰记载了《刁遵墓志》的一段递藏轨迹，沈氏才会开门见山地予以肯定：“此《刁惠公志》，海内有名之本。”

（三）《光绪十五年己丑初夏袁昶识张謇书跋》[17]（1889年，934字）

刁惠公志石，雍正元年（1723）出土。乾隆丙戌（1766），钱塘汪先生师韩始考知为刁氏，而尤未见石阴之文。《授堂金石跋》及《王氏萃编》亦尔。案，后书“夫人同郡高氏”。石阴分两列，上列书兄弟，兄弟之妻，下列书子妇，与怀令李超志略同。而叙铭之词及列叙附缀皆有义法。简质典净则非彼文所及。

遵，高文公之聓（婿），此文气体与《征士颂》叙次绝相类，殆渐染于伯恭之遗风者为之也。柳子厚《殿中君石表》碑阴列先友，又视斯刻而变其义例者与。序文第三行“羲”字似有缺笔且笔驶，故作行草势。与前后结体微不类，岂真如包安吴所云，疑此石为郑道昭书，故遇“羲”字缺而讳之邪？道昭父文灵公羲碑，永平四年（公元61年）辛卯立，此铭熙平二年（517）丁酉上石，相去裁七年，于时诚未为缅远。然史称道昭熙平元年已卒，则包氏之说非耶？或道昭子述祖为之（述祖亦工书，有天统元年题云居馆石刻）。抑又未可臆定也。

余读其文，至“行藏罔滞”句，别有省悟，独叹其造句敷义之妙，以为是有合于《易》“变动不居”之谊，与夫老子所云“上士玄通莫测”之指。此予一隙之见，殆今世考证家所目笑者也。汪跋并释文本今归上元宗公，以斟予藏本，多若干字。

按石阴刁雍世子纂史，称中书侍郎早卒，弟遵袭爵，次绍、次献、次融、次肃。遵世子楷皆与史合纂，与绍皆娶于河内司马氏［其一为司马楚之，一漫漶不可辨忍（认），意必楚之、休之之族也］。遵世子亦娶于南士，南朝士大夫嫁娶，必准族望。观沈休文奏弹王源可知。元魏则贵种姓。刁故晋臣，犹守南俗，盖协事元帝，雍伯父逵又与司马楚之同讐刘裕，皆以国难家祸羁旅仕北，结为姻连。故妻族必书其父者，匪特门地望实之谊然也。殆亦寓旧国旧都黍离乔木之深感焉。高氏蓨县世家，望著于北。雍子遵、融，及遵子敕同聘于高，而冡妇则卜诸典午之裔，志固不忘晋社之已覆与。雍谥简公，与高文公同享年几及百岁，并以耆旧优礼霸朝。史称遵亦云，福门之子，当得长年，然则刁氏之泽亦长矣。

北碑书势源出八分，多一往峻急，独此石与崔敬邕墓志，虚和遒丽，婉而多姿，乃融入草隶南法，与萧梁贝义渊书憺秀诸碑，意衇相通。试问南北宗趣，有以异乎？无以异也。所谓斟酌于?峻之间者，此其职志耶。竹汀钱先生谓，刁志首列祖父三世衔讳似行状式，崔志亦然，二石未必出一撰人手。盖当时墓铭体裁应尔也。

光绪己丑初夏，桐庐袁昶识，通州张謇书。

▲图4

作跋者袁昶，原名振蟾，字爽秋（又写作磢秋，《沈跋》中所称之“磢秋农部”，即指袁昶），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光绪二年丙子（1876）进士。笔者考证，《沈跋》中之“农部”称谓，别处不常见，唯沈曾植常以此称呼在户部任职之好友，盖因户部有管理漕粮田赋之职责，称为“农部”，一则饶有古意，符合沈氏好古的习惯；二则与沈氏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有关。据《沈曾植年谱长编》记载：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九月二十四日，沈氏欲以所藏明刻《神僧传》与崇效寺僧易明刊《诸司职掌》；十月九日，李慈铭为沈氏谐价得《诸司职掌》；十月二十四日，沈氏致函李慈铭，送《诸司职掌》书银……

可见沈氏当时对明清以来的行政立法、职官制度抱有浓厚的兴趣。考《诸司职掌》一书，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仿《唐六典》敕修，以官职为纲，详细规定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职掌；其中“户部”下设“民科、度支科、金科、仓科”四科，凡田土、农桑、灾伤、丁口、赋役、粮储、草料等，均属“民科”管辖。“农部”这一称呼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官制改革中诞生的“商部”及其后的“农工商部”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笔者将另行撰文考证，此处仅初留线索。而同样的称呼又见嘉兴博物馆藏沈曾植《楷书己亥庚子（1899—1900）诗稿》之《谢寿田农部过访不遇舟中却寄》，沈氏也称呼谢寿田为“农部”。考谢寿田，本名昌年，号寿田，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与袁昶一样，都曾担任户部主事一职。

从《沈跋》中可知，袁昶是从沈曾植手中转借了《刁遵墓志》，并在《沈跋》之后，续以近千字的考订长跋，可谓是对《沈跋》的注释与发挥。

如《沈跋》提出，“今再阅，丙戌存字益少、益漫漶，昔人所称似颜徐体，疑出中岳先生手者，锋势神韵都不可复见。”指出碑文泐损后，已与中岳先生书风不类，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不无对书碑人确切身份的存疑。

按，中岳先生即郑道昭（455—516），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善正书，被誉为“书法北圣”，南与王羲之齐名。传世书刻以《郑文公碑》为名声最著，宋代金石学巨擘赵明诚镇守光州时最早发现此碑，但无拓本；至乾隆年间，借由桂馥、阮元等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包世臣对它大加赞赏后名气骤增，导致斯时风气，凡有新出土的碑碣，仿佛只要考订出与“中岳先生”有所关系，即能身价倍增，因而一时附会无数。

▲图5   《袁昶识、张謇书〈刁遵墓志〉跋文》墨迹

对此，《袁跋》深入展开了论证：“序文第三行‘羲’字似有缺笔且笔驶，故作行草势。与前后结体微不类，岂真如包安吴所云，疑此石为郑道昭书，故遇‘羲’字缺而讳之邪？道昭父文灵公羲碑，永平四年（公元61年）辛卯立，此铭熙平二年（517）丁酉上石，相去裁七年，于时诚未为缅远。然史称道昭熙平元年已卒，则包氏之说非耶？或道昭子述祖为之（述祖亦工书，有天统元年题云居馆石刻）。抑又未可臆定也。”从时间上进一步讨论了此志出于郑道昭之手的不确定性。

又如《沈跋》提出，“磢秋农部借观此本，转以相示，留斋中三日，涣然有见于南北关通之绪。信陈海宁、包安吴所论不虚。”笔者考证，陈海宁当指清康乾年间在朱彝尊取碑与陈邦彦取帖两大风格间游刃有余、兼取碑帖的书法家陈奕禧（1648—1709）。陈奕禧字六谦，号香泉，晚号葑叟，浙江嘉兴海宁盐官人，有《金石遗文录》等著作，书法与题跋常落款“海宁陈奕禧”[18]。沈曾植祖籍亦在盐官，这位200年前的乡贤大儒、金石收藏家，其著述学问想来不会不纳入沈氏法眼。陈奕禧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题跋之一，是作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十月的《跋崔敬邕墓志》：

此碑康熙间出于安平，家子并为邑令，移嵌乡贤祠壁，即置主入祠侯之善政也。碑之所见处当是敬邕墓所，千数百年后始知其人，志之有关亦大矣。书无姓名，笔法则有篆隶遗意，唐初诸贤如虞、褚皆有之，至宋则渐亡，明惟枝山、雅宜知此。今代学者趋近就易，不肯用力，难与论比。魏碑之存于世者绝少，惟比干墓崔浩书、孔庙张猛龙及安邑曹恪。张猛龙碑则与此碑相表里也。庚辰（1760）十月廿二日海宁陈奕禧题。

▲图6   《沈曾植跋〈刁遵墓志〉》墨迹中的“农部”称谓

▲图7   沈曾植诗《谢寿田农部过访不遇舟中却寄》墨迹中的“农部”称谓

在这段题跋中，陈奕禧提出了“北碑笔法有篆隶遗意，唐初诸贤如虞、褚皆有之，至宋则渐亡”的著名论断，初证碑帖之间的同源关系与嬗变关系。据《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十一月二十五日，沈曾植过访叶昌炽，与之有过一次长谈：“……子佩梦寐《崔敬邕碑》，欲见之。”时间恰在沈跋《刁遵墓志》的前半年，可见沈氏的“涣然有见于南北关通之绪”和“信陈海宁、包安吴所论不虚”，自有得益于乡贤卓见的起转承合处。

对此，《袁跋》又进一步发挥道：“北碑书势源出八分，多一往峻急，独此石与崔敬邕墓志，虚和遒丽，婉而多姿，乃融入草隶南法，与萧梁贝义渊书憺秀诸碑，意衇相通。试问南北宗趣，有以异乎？无以异也。”

▲图8   民国12年有正书局《初拓崔敬邕墓志》书影之一

▲图9   民国十二年有正书局《初拓崔敬邕墓志》书影之二，后附陈奕禧跋文

▲图10    “嘉树堂”微信公众号刊《陈奕禧跋〈崔敬邕墓志〉》墨迹

二人所论，可谓声气相通，使人不由联想与推断，袁跋长文当是沈、袁以及张謇等人共同探讨的结论。这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交游宴饮和学术交流情况，在《沈曾植年谱长编》《袁昶日记》《张謇日记》中颇多记载。袁昶虽然年长沈氏四岁，中进士时间亦早于沈氏四年，但自光绪七年辛巳（1881）十月二十三日袁昶首访沈曾植后，二人便一见如故[19]，袁昶视沈曾植、沈曾桐为“今之王逢原、深父也”，多次在日记中感慨：“诣沈子培，予畏友也”[20]；“近日在京国知旧中，惟鼎甫、子培可以匡纠予之隐匿，所宜平心敛气，日加咨访，未审能卒免于刑僇否乎？”[21]

在他们的交游中，访碑问拓是极占比重的主题：

1.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六月十八日，袁昶来观姚鼐、包世臣法书。[22]

2.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正月十七日，赠袁昶《八关斋碑》残本。[23]

3.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正月三十日，访张謇，同诣友人观字画碑帖。[24]

4.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正月三十日，袁昶遣人来借李繙《孔子庙唐碑》，未值。[25]

5.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七月六日，晚过袁昶谈碑拓。[26]

6.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八月十五日，刘家荫来贺中秋。过袁昶观碑拓。同日，《袁昶日记》：“子培来，共观磁州《无量义经》、北齐石刻，嘉定钱氏、阳湖孙氏、青浦王氏皆未有著录。字势壮丽，似水牛山《文殊经》，而浑穆不逮，取境釸镵秀，箭锋相直，颇有人马应弦之韵。”[27]

7.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十一月，与袁昶、黄绍箕论新出《苏慈墓志》为伪刻。《袁昶日记》十一月十五日：“子培谛审以为刻浅笔平，与隋唐碑版镵石深刻、画势陗劲、中含箭锋者大异，决为赝作，非《元公》《姬氏》比也。”[28]

8.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月四日，《袁昶日记》：“午后，招宗湘老、黄漱丈、张叔宪、张安圃、蒿隐、再同、子培集长椿寺。咬春林衣吐嫩，群花尚未发也。至夕始散。”[29]

按，袁氏所指“宗湘老”，即宗源翰（？—1897），字湘文，人称湘文先生，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历官浙江衢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等地知府，喜金石书画，收藏甚富，亦工诗文，著有《颐情馆集》等，《刁遵墓志》此时由其收藏，沈跋所谓“湘文先生精鉴藏，收蓄多江南故家旧物”，即指此老也。又，《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提及宗源翰的止有一处，即“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月四日午后赴长椿寺雅集，宗源翰……在座”[30]。由此推断，沈氏向湘文先生借帖于此际，在逻辑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至此，沈氏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月从藏主宗源翰处借得《刁遵墓志》“父庸未泐”本，留斋中三日，题跋后转示袁昶，这段史实应已考据充分。至于袁昶转请张謇书写他的跋文，盖因是年正值张謇赴京应礼部会试，沈曾植、袁昶等京师诸贤对其不无奖掖提携之意，而欲借此令其声名显著也。一段金石雅事，百余年后仍使笔者悠然神往。

三、关于《沈跋〈刁遵墓志〉》的书风考证

（一）前贤及当代学者相关论证

沈曾植门人王蘧常认为，沈曾植学书从晋唐入手，致力于钟繇，后转学碑，对包世臣的“安吴笔法”颇为推崇，并受到张裕钊、吴让之的影响。金蓉镜评：“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笔者浅见，从《沈跋〈刁遵墓志〉》的书风分析，王蘧常说、金蓉镜说皆有一定道理。具体来讲，就是沈氏此跋的书风，大抵是在晋唐楷法的用笔和结体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张裕钊的风格，沈氏“南北关通”的书法实践于此有所体现。

关于沈氏“早精帖学”一说，笔者浅见，科考制度之下，蒙童皆习干禄之书，而那些历经汰选能入殿面试的精英，手底写卷的功夫绝不会差，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首都师范大学冯广贺的硕士论文《端雅正宜书制诰——清代馆阁体书法官方实用性研究》对此论证甚详。就笔者所见，清代碑学先驱之一，个人风格极其突出的伊秉绶，也有一篇《秦并海内》小楷，极似晋唐人风规。[31]

康有为竭力尊卑抑帖，但其殿试卷却一派颜鲁公端楷风格。

沈曾植是殿试及第的进士，无疑具有扎实的实用性写字功底。考《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六年庚辰（1880），沈曾植赴京应试，“四月二十五日，是日传胪。殿试金榜下，公在第三甲第九十七名”；“四月二十九日，朝考榜下。公在第二等第二十二名”；“五月，公以进士签分刑部主事。”据《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引聚奎堂原批：“（沈卷）力透纸背。次三熔经铸史。书艺兼取新法……”[32]即是力证。

▲图11   伊秉绶早年小楷书影

▲图12   康有为殿试卷一

但沈氏书风受张裕钊影响的证据却颇为难寻，肖文飞先生在分析沈曾植书风演变的几个关键点时说：“前人提到过沈曾植书法受张裕钊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实证。”笔者受戴家妙先生启发，从《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整理出若干事实。

1.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七月三十日，沈曾植赴袁昶召集，张裕钊、洪良品、王颂蔚、杨晨、张謇在座。同日，《张謇日记》载：“爽秋置酒陪濂师。”[33]

2.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八月十七日，沈曾植与王颂蔚招同人宴集，张謇、袁昶、张裕钊在座。席间或席后，沈曾植与张裕钊论书法。同日，《袁昶日记》载，“送濂卿先生出都，赴保定莲池书院。……子培前日与廉翁论执笔须练名指之力，与食指、中指相抵，功候殊不易到。”[34]

3.许全胜考证，张裕钊书赠沈曾植公四条屏云：“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子培仁兄察书。廉卿弟张裕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六《清代书法》第176页）似即作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八月。[35]

4.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八月八日，袁昶过沈曾植处长谈。当日，《袁昶日记》载：“出门避生日……诣张廉卿先生，乞写先莹墓刻石……诣廉翁叩笔法，廉翁论包安吴言执笔名指力与大指相敌乃有佳书，及始艮终乾之诀，甚善。（巽艮坤乾，以每字波折起讫之左右上下方位喻之。）第言转笔之法，尚未详晰。又每寻省字之精神团结，气势磅礴，全在笔先空际盘纡之处。未落纸时，状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已落纸时，则如蜻蜓点水、轻燕掠波，乃有奇趣横生。若力悴纸上、意尽画中，斯佐史之奴书，徒见嗤于达者。顷为子培述此语，子培复释之云，画前不沉着，无由摄势远意险之妙；落纸时不宕逸，则无以发神劲韵隽之趣。廉翁本意，殆欲以至朴寓其至巧也，艺非天机精者不能入神，固如是夫！”[36]

5.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二日，王彦威致函沈曾植，乞其致函张廉卿先生于武昌，乞其题图。[37]

6.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闰二月二十一日，《郑孝胥日记》载：“假车往子培，晤濮紫泉及杭人张姓，亦新科者。共子培谈久之，观张廉卿楷字。余近始悟作字贵铺毫，于烂漫用意，而后能自成面目。张有大名，所书甚工，而绝不用此法，心不信之，究不能难也。子培出己书示余，乃殊有洒然之逸。”[38]

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可以有力证明沈、张二人在光绪中叶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倾心交游和切磋书艺的交集，但这些证据对于实证沈氏本人取法张裕钊，仿佛还缺少一个必要环节，还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推理链条。

（二）笔者的新考证发现

一是考《张裕钊年谱长编》，光绪十年甲申（1884）五月，贺涛由吴汝纶致书推荐，至保定以弟子礼见张裕钊[39]；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十一月，贺涛致书张裕钊：“……沈子培嗜先生书如命，尝欲赞之以文，又属涛为之。涛之浅陋，何足有所发明，先生何不自为一文，以示学者……先生傥有意乎？”[40]按，贺涛，字松坡，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卒于民国元年壬子（1912），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任刑部主事，为沈曾植同僚，颇知沈氏之事。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沈氏“壮嗜张廉卿”之说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笔者从张謇所书的《刁遵墓志》跋文发现，张謇与沈曾植书风绝似，如同出师门，唯张书温雅流畅，沈书清劲老辣。

张謇拜入张裕钊门下是有确切记载的。考《张裕钊年谱长编》，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七月八日，张謇首次拜见张裕钊，并求书法[41]。光绪五年己卯（1879），张謇呈文与裕钊，获伺门墙[42]，成为廉卿最具成就的门人之一。又考《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四月，张謇始识沈公于都门[43]；六月八日，沈曾植主动造访张謇[44]，从此双方结下深厚友谊。笔者冒昧揣测，在沈曾植与张謇的交往中，对张裕钊书风的喜好应该是双方的一个重要交集，二人跋《刁遵墓志》的书风出奇一致，似乎透露了其中的不少机关消息。

上述两点新的发现，在时间节点上正好处在沈氏为《刁遵墓志》作跋的1889年前后。由此，笔者浅见，沈跋书法中所流露的内圆外方、精气内敛之张裕钊体特点，恰可与相关的金石史料相补正，从而证实前贤论沈寐叟“壮嗜张廉卿”的判断不虚。此时，沈曾植作为考生博取功名的人生阶段已经结束，作为学者博古通今的学术旅途已然开始，反映在书风上，“写字”的实用性特点褪去而“书法”的金石意味渐浓，“南北关通，碑帖交融”的探索借由向张裕钊书风的借鉴取法而进入实践期，这也是此跋可资佐证的洵为难得之处。

▲图14   沈曾植跋文中的“沈”字

▲图15   张跋文中的“沈”字

▲图16   沈曾植文中的“先生”字

▲图17   张跋文中的“先生”字

▲图18   沈曾植跋文中的“刁惠公志”四字

▲图19   张跋文中的“刁惠公志”四字

四、余论

本文的考证与分析，基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刁遵墓志》。它是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题跋本》丛书中的一册，启功先生为丛书作总序：“……这批拓本都是名帖名碑，其中不乏宋拓、初拓、善本、孤本，更有一些是首次面世。将这些珍品公之于众，使其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利用，这些拓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发挥；其次，这些拓本上几乎都有前代收藏家、研究者或书法家的题跋文字，或记述递藏源流，或辨析优劣高下，或品评风格特点，内容丰富而难得。这次将题跋墨迹与碑帖拓本一同印出，不仅能够使书法家与爱好者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学习，同时也为文物研究者、鉴赏家和书法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册《刁遵墓志》装帧情况大致如下：

1.谭泽闿隶书题书签“畿南金石”，下有29字标注：“刁遵志出土本，丰润牛鼎拓本，宗氏颐情馆旧藏，今归谷孙吾兄秘笈。泽闿署。”钤白文“谭泽闿印”。

2.宗源瀚（湘文）楷书题内签“畿南金石”，下有13字标注：“刁惠公墓志，丰润牛鼎。颐情馆藏。”钤朱文印“宗”。

3.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吴郡徐坚篆书题额“畿南金石”，左有23字款识：“乾隆戊子夏（1768）六月之望获观于保阳之蕊幢精舍，题额识幸。吴郡徐坚。”钤白文“徐氏孝先”“臣坚私印”。

4.册尾有汪师韩所作石式图，及汪氏考证跋文；后接方观承、陶濬宣、金文淳、张謇（袁昶识）、沈曾植、褚德彝等人跋；陶濬宣书（袁昶识）志阴及石式。

丨注释丨

[1]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2]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赵海明主编：《刁遵墓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发行。

[5]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6]鲍贤伦、戴家妙等主编： 《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7]葛金根主编：《海日流光：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书画作品暨浙江省文博单位藏沈曾植书画作品选》，中华书局2014年版。

[8]《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光绪辛卯清明日为《张猛龙碑》跋，第371页。

[9]《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第373页。

[10]《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崔敬邕墓志》跋，第370页。

[11]《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为《六朝墓志》（附隋）跋，第313页。

[12]康有为：《艺林名著丛刊》，《广艺舟双楫》，世界书局1936年版，中国书店1983年3月翻印。

[13]同[5]，第29页。

[14][15][16][17]同[3]，第19—20、21—22、23—24、27—29页。

[18]《初拓崔敬邕墓志》，有正书局1923年出版；《崔敬邕墓志拓本为何如此之少？》，今人陈郁“嘉树堂”微信公号刊。

[19]同[5]，“是时，袁昶与公交极密，并有时誉”，第55页。

[20][21][22][23][24][25][26][27][28][29][30]同[5]，第47、52、63、69、70、78、94、96、99、104、104页。

[31]《伊秉绶书法选》，荣宝斋编辑出版1988年版。

[32][33][34][35][36][37][38]同[5]，第37、63、64、64、95—96、113、120页。

[39]孙莹莹：《张裕钊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0][41][42]同[39]，第183、81、95页。

[43][44]同[5]，第61、62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