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承湘散文欣赏

庄严的国旗和国歌

刁承湘

国旗和国歌是国家的象征。我从小就受到过这样的教育，奏国歌、升国旗是最庄严的时刻，无论你在哪里，在干什么，只要听到国歌，就应立正敬礼，表示祖国在我心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奥运会上，一个人能站在国旗的前面，聆听着高昂的国歌声，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就证明你已经具备能力代表国家去争得荣誉，你无愧是个了不起的中国人！所以 , 奥运健儿获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听到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五星红旗时，往往是他们最庄严、最激动的时刻，这时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抒发自己的爱国之心和激动之情。

方式之一是挥洒热泪。老将王义夫、大力士刘春红、痛失金牌的孙福明、29岁夺得女子羽毛球单打冠军的张宁，几乎所有的奖牌获得者，都会泪流满面，这是激动的泪水。

方法之二是灿烂的微笑。笑比哭好，好不容易，甚至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奥运冠军，为国争了光，这时就抛却一切烦恼，开怀大笑。但冠军们往往在升国旗、奏国歌时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以表达自己内心的百感交集。羽毛球男女混合双打冠军高凌、乒乓球双料冠军张怡宁，她们脸上的笑容几乎没有断过，用“灿烂”来形容似乎都不够级别了。而张宁的“笑”给人另一种感觉，这位近30岁的冠军脸上的笑，往往伴着眼眶中欲坠未坠的泪。冠军们这含义丰富的笑，我们每个观众都会从内心发出同样的话：祖国伟大！冠军不易！

方法之三是右手放于左胸前。颁将仪式开始了，冠军们头戴花环，手捧鲜花，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冠军们注视着徐徐升起的国旗，目光炯炯，神色庄严，右手一动不动地按在左胸前，仿佛在向世人宣誓：祖国在我心中！

方法之四是挥舞国旗或披着国旗绕场一圈向观众致敬。羽毛球混双冠军张军和高凌从领奖台上走下来后，立刻有人从观众席上抛出一面国旗，这时，几乎是全场中国人齐呼“国旗！”这声音比“加油！”、“杀球！”更洪亮！两位冠军立刻将国旗披在身上，绕场一周向观众致谢。而对29岁才迎来第一次奥运会升旗仪式的张宁来说，仅仅将国旗披在身上“亲密接触”绕场一周还不够。新闻发布会上，她把国旗挂到了自己所坐的桌子前面。这样，闪光灯狂闪，张宁的笑脸映着五星红旗，她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布：祖国、祖国人民是我们获胜的强大后盾。

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有机会参加奥运，更不可能都获得冠军。不管你在那个岗位，也不管你的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但只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就会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贡献！

发布时间：2004-12-30

等待 积蓄 争取与成功

刁承湘

时间犹如一列火车，匆匆地向前飞驰，我们上车后就一直在等待。

幼年时等待成长，成年时等待爱情，中年时等待事业的成功，太阳落山时，人们又等待着终点站。

等待的过程是安静的，沉默的，艰苦的，然而，等待绝不是无所事事，守株待兔，在等待过程中，你需要储蓄巨大的能量，做好一切应对机遇的准备，去争取成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来是个穷和尚，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逐步积蓄力量，一步步积累，最后到拥有万里江山的帝王。他在等待成功的过程中不断积蓄力量，“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促成他的“飞跃”。哲学中的“量变引起质变”就是其理论依据。“滴水成川”，“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也都说的是同一道理———厚积薄发。没有量的积累，哪来质的飞跃？如果空等时机的到来，竞争也就无此必要。若是如此，世上的人都成了“守株待兔”的慵懒样子，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头发花白了，却是什么成就也没有，空悲戚。因此，正确处理等待、积蓄、争取和成功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是如此，科学家献身事业的过程更是如此。

我校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有句名言：“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的基础上。”汤院士在攻克肝癌的艰难道路上，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经过近40年的积蓄，抓住一切机遇，敢于向前人挑战，向世界学术前沿冲刺，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他给病人带来了福音，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为医学科学作出了贡献，成为“一位世界公认的肝癌专家”，上海市科技功臣。

获得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巴里·马歇尔，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顶着学术界的一片反对声，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吞食细菌，发现了引起胃炎的致病菌———螺旋杆菌。他在等待了20多年后，终于登上了诺贝尔领奖台。他的这项科研成果在等待了20多年后才被全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权威机构所承认。

等待的过程，要耐得住寂寞，承受得了失败，要相信，乌云不会永远笼罩天空，阳光总会重耀大地。然而，这需要时间。马歇尔最后等来的是巨大的成功，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医学科学家的故事，会留给我们年轻学子、年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和所有有志献身科学的后来者许多思考。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急功近利、华而不实是成才成功的大敌；在成功者的眼里，真正的等待是长征前的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九里，是贝多芬弹奏《月光曲》前的巧遇，对，就是一种积蓄力量、把握时机的成功前奏。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为了攻克医学难关，我们需要等待、积蓄，直至成功！

发布时间：2006-06-29

我与祖国共成长

刁承湘

1941年初春，我出生在江苏省革命老区黄桥东北的一个名叫“刁家控”的小村庄，我是一个标准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40后”。在人生步入耄耋之年时，迎来祖国成立70周年大庆，脑海里不时冒出人生中的几个阶段，她反映了我与祖国共成长的艰辛和幸福的历程。

依稀童年事

在我5岁时，爸爸就瞒着家人参加革命，这一走就是5年没有音信，我的童年是跟随着妈妈和爷爷、奶奶在农村度过、在抗日的烽火中度过。记得那时经常有日本飞机从天空飞过，还有国民党反动派下乡扫荡，因为爸爸参加革命，我和弟弟被国民党下乡扫荡的兵称为是“土匪的孩子”，因此一旦有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来，妈妈就会带着我和弟弟“逃兵”。寒冷的冬天，天寒地冻，太阳出来后结了冰的地面化冻了，很难走，我们走到一个小村庄，妈妈会带我们到农民家里休息一下，那时的农村很穷苦，我们往往吃点随身带的粗粮饼，喝点白开水，一天就过去了，晚上再逃回家。即使不外出逃兵，在家里只要听到飞机的声音，我和弟弟都会躲到门后或桌子下。记得有一次，妈妈在地里干活，突然飞机从天空飞过，她赶快往家里飞奔，推开家门，见我和弟弟已躲在桌子下，她告诉我们她在往家里奔的路上，一颗子弹从耳边飞过。我瞪大眼睛问妈妈：“子弹打中你，你会死吗？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妈妈说：“傻孩子，妈妈是好人，子弹不会打中我的。”这种胆战心惊的童年生活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家乡解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可恨的日本鬼子的深刻印象，是他们给我们带来苦难的童年。从妈妈给我们讲的道理，也似乎有点懂得，日本敢欺负我们，是我们国家太穷了，那时我就期盼着早日解放，期盼着祖国的强大。

我盼望上学，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1949年祖国解放了，家乡很多像我这样的孩子陆续上学，但学校离我家较远，因为爸爸多年无消息，家里人视我和弟弟如宝贝，怕在上学的路上会遇到什么意外，没有送我上学。我常抱着妈妈的双腿，吵着说：“妈妈，我要上学！“妈妈总是说：”等爸爸回来就送你上学！你先在家里跟着爷爷学习识字。“

1951年春，爸爸终于回来了！这时我已10岁，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长这么高了，得赶快送你上学。“这年秋天我背着书包上学了，并插班读小学二年级，心里无比高兴！是祖国的解放给我带来了上学的机会，从此我在祖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

春去夏来，一年年过去了，我读完小学升初中，读完初中推荐免试直升高中，一路顺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唱着东方红长大，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党的教育下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63年我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在这所国内外有名的医学院校里，我受到优良教风学风的熏陶，接受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在社会主义大学里学专业，学技术，练本领；学政治，明方向，懂事理。读书改变了我人生命运，进入上医学习，这也就意味着我将一生献给为人民服务的医学事业中。

一切听从党安排

大学二年级（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告诉我，入党后，你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切都将交给党安排。

大学毕业，服从分配到自己很不喜欢的医院工作，培养对专业、对医院的爱；因为农村医疗队工作的需要，我舍小家为大家，在医疗队工作了两年；当我在实践中爱上了新生儿专业和妇产科医院时，1978年3月因为学校恢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调回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这一转岗，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奉献给了学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事业，为学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了微博之力，成为他们成长成才的铺路石子，我无怨无悔。2000年，上医与复旦合并时，我虽未到退休年龄，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干部政策，我处于待退休状态，我利用这段时间，在各方的支持下，主编和编写了两本书：《医学研究生教育实践论》、《研究生德育论》，为学校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自己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画上了句号。

2000年一月我退休了，退休后，我仍旧服从党的安排，返聘了8年在研究生院，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和《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我没有脱离老本行。后来又先后接受学校的任务，主编和执行主编了《上医情怀》、《上海医科大学志》和《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我曾多次想打退堂鼓，但最后都是在“我是党员，一切都得听从党安排”的理念下，去接受挑战和完成任务。

50多年，我面对的环境发生很多、很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党长期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夕阳无限好

2001年1月，我60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回忆起来，退休后我退而未休，老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充实而有意义。

一、 继续为研究生教育添砖加瓦。

我一退休，即返聘我在《上海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负责该杂志的组稿、审稿、定稿、出版、发行等工作。这一角色的转变，使我延续了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时限。

20 01年 11月16日“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成立了上海研究基地，基地设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我担任基地副主任。

在这段时间里，为纪念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我参与了全国和上海市的有关总结、纪念和各种活动。受邀去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全国近20所高校及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为导师和研究生管理干部培训讲课，继续活跃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战线。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是我永远的爱！

二、在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尽心尽力。

作为主编和执行主编，我编写了《上海医科大学志》（170多万字）、《上医情怀》（60多万字）、《复旦名师剪影》（60多万字）。

“三书出版尽开颜”，我为步入老年后还能为学校的文化传承做点事，为上医的历史留下宝贵的财富而感到欣慰，这对我的毅力和意志也是很大的考验。

三、在老教协、退教协中体察为老服务的人生价值

2009年4月至2018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复旦大学老教协、退教协的工作。

近10年的为老服务中，我与老年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活动，让我体会到老年人生和为老服务的乐趣。

四、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焕发青春。

2006年4月，我参加了学校关工委的有关工作，10多年来，在关工委的领导下，我为在校医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了10多次党课；多次接受学生采访、多次为青年教师、医生、学生讲上医校史、上医文化；辅导学生学习《颜福庆传》；作为党建组织员与近百名入党积极分子谈话，协助基础医学院党委做好党建工作；参加关工委的课题研究、理论学习等。关工委的工作让我找回了青春，我非常珍惜。

五、不忘自己是上医人，为上医校友会尽微薄之力

从1963年进上医读书，我在上医学习、工作了50多个年头，上医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成了心中的永远牵挂，而她与复旦合并后，我更多的是将这种情感寄托于上医校友会。退休10多年，承蒙校友会的厚爱，我一直是校友会的理事，凡是校友会要我做的事尽力而为。

六、老有所学，努力跟上时代步伐。

时代的发展，使我感到不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而我们老年人精力有限，不能什么都学，在上海市老年大学我选择了学点电脑的基本知识，以便在学习和工作中使用；学习书法，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我现在基本可以上网查资料，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与别人交流，也可以在电脑上写文章。坚持在老年大学学书法，使自己的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有幸福的家，经常与老伴国内外旅游，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异国风光。

感谢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充实快乐，健康而有意义。更感到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一大家庭里，我们老年人才会有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步入老年的我仍旧与祖国共成长。

没有伟大的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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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承湘，女，生于1941年，江苏泰兴人。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并留校任教。复旦大学教授，研究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副主任，《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编辑部副主任。长期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与研究，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材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评估委员会委员，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兼职编辑等。著作《医学研究生教育实践论》、《研究生德育论》、《上医情怀》，主编和参编《上海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20年》(成果篇)《中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新进展》等多部图书，发表论文100余篇。曾有多篇优秀论文和数项课题研究及国家与上海市级优秀教学成果获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