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慧文前辈（邬强夫人）自述简历及大事记

刁慧文前辈（邬强夫人）自述简历及大事记

妈妈（刁慧文）的自述简历及大事记是根据她 1968 年 9 月至 1985 年 2 月期间所写的自述、简历、和报告整理汇集而成。参加革命及战争时期比较详细些。解放后的较简略。基本上是她自己的文字，只有少数地方做了很少修改和润色。开头的毛主席语录也是她的一份最长的简历的开头。我也照写了，使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写东西的常规。邬克，2017 年 4 月 25 日。

最高指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我的简历

一、 家庭情况∶我是华侨女，原籍惠阳, 新圩公杜, 大嶺下村人。祖父母年轻时就去印尼谋生活,后做生意, 经商（开照相馆）。父亲刁雨初, 父亲的姐姐刁亚娇, 都是在印尼生长的, 父亲长大后回乡娶了我母亲黄锦妹为妻, 以后在外又娶了一个老婆 (姓曾，长期在外)。母亲生有八个孩子：

姐姐   刁乱娣   农村妇女   1943-1944 年间死去。

弟弟   刁康日   于 1946 年去印尼，当职员照像。

妹妹   刁亚瑞   农村妇女，于 1946-1947 年跟丈夫到香港去。

妹妹   刁桂兰   原在暨南大学搞收发，现与她丈夫在黄埔住。

妹妹   刁桂?   在海南岛汽车总站工作。

弟弟   刁    峰   在中山石歧陶瓷厂工作，党员。

妹妹   刁桂环   在乐昌百货商店工作。

我与有工作的那几个姐妹有时有些来往外, 其他没有书信来往, 现在乡下只有一个母亲和两个侄子。

过去的經济情况∶祖父在印尼开照相馆, 祖父死后父亲接上 (父原在印尼, 生死不明)。祖父母我 5-6岁时巳死去不认识, 在我未出生前, 祖父赚了钱寄回乡下起有房子买有田地, 父亲经手又起了些房子,一个叔婆带着我姐姐在家管理。在抗战前 1936 年, 我和母亲弟妹回到乡下时, 有房子十余间, 有角楼, 田地二三担种 (多少亩我不清楚), 母亲回来后自耕大部分, 出租小部分, 在抗战期间, 因沒有外汇,又给我弟弟卖了一部分 (这都是听我母亲说的), 土改复查时评为华侨工商业。

二、我个人的历史：

我出生于 1920 年在乡下， 三四岁时母亲就带我到父亲处印尼，到七八岁时曾回过一次，时间约—年。以后—直至 1936 底和母亲及以上五个弟妹才回到乡下来。我在印尼读书 （雅加达，广仁学校）,读到初中, 原想回来后再去读书的, 后抗战暴发, 没有去就在家里帮助搞家务, 1938 年底日本鬼子进攻广州, 由大亚湾登陆, 我家乡成了沦陷区, 我和我母亲弟妹逃难到边界元朗一条村上, 住了一个多二个月 (我村刁敬当时在那条村)。当时我父亲要我们全家再回去印尼，我母亲舍不得家的房屋、田地，不想去。我当时想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个年轻人，怎能逃避，很想参加到抗日行列，为国家抗日出点力，所以写信给父亲，表示自己的态度。父亲的复信非常支持我，并介绍我到香港惠阳商会去找商会负责人，说明自己的願望，他们就会介绍我去参加抗日的。但我还没有去找惠阳商会，就碰上我家乡一青年巫生同志（现巳去世）。他说你要去参加抗日，我带你去参加惠阳青年会，这个会是組织青年回乡去参加抗日的。当然我非常高兴。只因当时我是香港探望巫生岳父碰上他的，我不得不先回元朗去。当时形势变化多端，回到元朗后，即听说日本鬼子巳退出我们家乡。

我母亲急着要回乡下去。我是我们姐妹中最大的。我母亲一个女的，带着五六个年小的弟妹, 又没有亲属男人帮助，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陪同母亲回家乡，时间约1938年11-12月份。当我回到家乡时,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已在我们新圩乡活动 (即是搞救亡工作的)。我到家不久， 服务团的同志，刘玉珍、叶慰云 (女的) 到我家去串联动员我出来和他们一起搞工作，从此我就跟他们一起到各村去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这个团的負责人是黄啟帆 (即黄琴)。我们地方的青年也有些出来，黄宏、谢云柏、曾庆章等 (黄是农民，其他是知识分子，从这时起我才识他们)。

1939 年 2 月份，黄宏、黄琴通知我调去坪山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干训班学习。同去的还有本乡青年黄宏、张国光、张春和、潘祥, 训练时间二个月左右，这个班的主任叫刘宣，有个教官叫黄恩。我在这里由黄宏、叶茂介绍入党。开始时他们个别对我进行教育、谈话，写自传，以后黃宏给入党志愿表我填，填后不久，黄宏告诉我说:“上级已批准你入党，因为你家庭是资产阶级，所以候补期—年”。宣誓时，刘宣、叶永光是党代表（刘在交通厅，叶不明）。黄宏、叶茂也参加，入党宣誓就是我―个人，地点就在训练班的角楼上。以后由黄宏介绍我认识潘清（女的，是班里的学员），说以后有什么事可找她（我們坐在草地上谈的）。在训练期间，我们三人还谈过一二次。训练班结束，又分配我们回本乡 (回来时同去的四个人外，还有黄琴，黄现在商业厅)。

1939 年四月下旬回到新圩乡，当我到时，抗敌同志会 (群众组织) 已成立。安排我当副主任，曾庆章主任，还有黄宏、谢云柏都是干事，新圩中心小学的校长是陈永、黃国伟(黃国伟不久就走了)。黄国伟即黄华现在航运厅。陈永现在商业厅。当时开会要恢复各村的学校和办夜校，需要一些经費，决定我和巫生、曾庆章三人到香港去募捐 。我记得我们过了五一节去的，第一次去时间十几二十天，募捐的方式，主要是访问，向那些住在香港的新圩乡人募捐，讲明来历、目的，願意捐的就登记 (就是一本薄)，有钱的就交现金，沒有就是登记。我们刚去时住了一二晚旅店，以后我到亲戚叶全处住，后曾庆章患急性盲肠炎去住医院，巫生回家去住。在这期间，黄国伟、黄琴、巫生与我说，有个团体要到印尼去募捐，要找个会讲印尼话的，问我愿不愿意去。因我是从那里回来的，我当然愿意去，我答应去。因此我 5 月底，我和曾庆章的老婆，黄琴—起回乡来，准备回来交代一下再去等着办手续出国（曾的爱人姓萧，因曾庆章入院她去看他）。我记得当时募捐的钱约有一百多元港币，收到的现金才有几十元，买东西回来，买了四百多元伪币，钱和买东西都是巫生经营。

6 月初我和曾庆章的爱人第二次去香港，这次去主要是等着办手续出国，在这期间，我和巫生到惠阳青年会去找过黄国伟 (惠阳青年会內地去的都到这里联系)。黄国伟曾带我去找一个姓邓的妇女问出国募捐的事，当时这个妇女说，还没有最后定，以后通知我说决定不去了（办这些事主要是黄国伟）。决定不去我没有即刻回乡来，主要是等巫生赎回我母亲的—条金钗 。这条金钗是我母亲给我带去修理的，当时募捐没有收到这么多钱，又赶着买书回来，巫生和曾庆章说: ”先借这条金钗去押，搞些钱先买书回去，以后搞到钱再赎回还你〞。我当时同意，结果去押了没有钱赎回，我怕母亲骂，也不敢回去。以后我母亲在乡下听到谣言说我在香港和曾庆章谈恋爱，她就到香港去叫我回来，我就和她一起回来。在此期间黄宏、曾尧，也到过香港去也见到我们，这一段我在香港也就是十几二十天，6 月底就回来了。

当我回来时曾庆章交代我回去后，到他家去问他老婆要一包东西，这包东西放在柜角里，要到后交给黄宏。我回去后是到他家里去要了。要了后交给了黄宏，黄宏拆开来看时，是—张入党志愿书。我回来半个月左右，巫生回来说:“ 曾庆章一天―早拿了东西出去，以为他回家来了，现在回来不见他，不知到那里去了”。从此以后就不见曾庆章回来过，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去找黄宏，问他工作怎样，我要求离开本乡到部队去。他设有立即答复，说要请示上级。他告诉我说，逆流来了，服务团的人都调走了，叫我暂时在家不要出来。我在家住了十多天，黄宏就通知我到本乡蔡溪子小学去代课，时间一个多月。就在这期间，黄宏告诉我上级同意我到部队去，具体时间另通知。后来学校放假了，我回家去住了十多天，黄宏到我家通过我去他家的时间，他会送我去部队。

1939 年 9 月底，黄宏送我到周田叶文华处，由叶文华叫交通员带我到坪山曾生新编游击大队。我去到部队接收我的是芦伟良（芦现在省政协，叶文华已去世）。芦给了一张入伍表我填。我填后， 他与我谈话，后说，分配我到政工队去，叫小鬼带我去。政工队副队长李漂冰，事务长叶少雅、李兆华（叶少雅即是叶彬，在农业厅工作，李在北京）。主要是随军做群众工作，宣传部队的抗日立场和主张，军队的纪律等。

1940 年 1 月调去侦察班，当队长，负责人也是芦伟良，叶少雅也在那里搞事务长，还有两个姓游的女同志当炊事员，其余都是男同志，有二三十人（属新編游击大队，地点坪山）。

1940 年 3 月国民党向我军进攻，部队离开坪山出走海陆丰，我跟随部队出走，在行军中，我们和电台一起行动，因为我是女同志在行军中我沒有出去搞侦察工作，有时随部队去宣传。在行军中打了两场较大的仗。—场在路途行军中被敌人突然袭击。一场是在惠阳高潭水口被敌人包围袭击，天下着大雨，我冲出村外，一时跟不上部队。我记得，我和易秀兰二人（易是卫生员，现在佛山卫生局工作）当晚就在我们宿营的后面大山半山上蹲到天亮。一天亮我们就下山，当我們下到山坑时，陆续碰到―些失去连络的女同志。集中起来共九个女同志、一个小鬼。这个小鬼叫罗子，是芦伟良的小鬼。九个女同志我记得是叶少雅、易秀兰、蔡冰如、大关、小关、朱士克、梁励行、欧金雄（有些可能记错）。大约八九点钟时，有个老百姓上山来，我们叫他帮助打听部队消息并问他敌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山下村庄都给国民党军队驻上，不能下山。因天老下雨，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炭窑去避雨，他回去煮饭送来给我们吃。那晚我们就在炭窑里坐着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也是八、九点钟左右，又一个老百姓。他说他是部队派他来找我们的，要我们同他一起走。当时我们怕上当，不相信他，但他不肯走一定要我们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决定先去一个人，看看是否真的部队，如不是也只牺牲一个人，不至牺牲这样多人。如果是真的部队就写个条子再去。那时我提出我去，大家也同意我去（因为我会讲客家话）。大概十点钟出发，爬山越岭，走到天黑，才到了一条村庄。他把我带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我一进门就见到我们同志。这里是海丰石山，是部队联络站。我记得陈其碌同志在那里负责收容。当晚吃饭后，我即写了个条子给那个老百姓回去带其他同志来。第二天晚上那些同志就回来了。我记得一起回来的还有二三个背枪的战士。我们是这样回到部队的。

从那时起，我们女同志不跟随武装部队了，分散在村上掩蔽。有时一二个人，有时三四个人在一起。环境严重时上山掩蔽。有一次我们转移到汕尾时，有—个男同志（以后我了解是郑重）来征求我们意见，问我们香港有沒有关系，有关系的疏散到香港去。当时我们那个组的，有叶少雅、大关、小关、朱士克，去香港的。我和杨彩萍、王雅宜、梁励行回內地。我们香港沒有关系，我们也不願意去，以后由邬強布置疏散我们回家。我负责带王雅宜回我家掩蔽，杨彩萍负责带梁励行回家。时间是在 7 月份（杨现在中山大学，王在元村仿织厂）。

后来部队拉回宝安。部队就派交通去带我们回来，先带王雅宜，后带我。我们在家时间一个多二个月。九月份回到部队。部队驻在宝安上下坪，交通员是地方的，我们本乡人，叫黄贵华（已去世）。以后我—直沒有离开过部队。

1940 年 9 月份，回到部队后，部队在上下坪开会，整編。整编后分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曾生、邬强负责开进东莞。第二大队，王作尧、阮海天负责留宝安。我留在第二大队，我跟随阮海天中队，当队员，和战士一样。阮兼中队长，卫生员邹丽珍。

1941 年 1 月份，调去搞民运工作，当队员。负责人赵督生（巳去世）。与我们一起的有李友伦（现在中山医学院工作）、蔡端（在佛山专署）、李培（过去在海南水产公司）。地点在宝安、三坑、乌石岩—带地区。

1941 年 5 月份，调去东莞第一大队民运部流宣队当队员。民运部负责人叶锋、高云波（叶在北京国家计委、高在广州）。流宣队负责人廖如、李静（廖现在市政协叫廖安、李在大连）。队员何小士、李森、王洒等十几二十人。

1941 年 9 月份，敌人向我军大举进攻（即是东莞大岭山事变）。主力部队撤出东莞。东莞留少数部队，在大?山坚持斗争。因环境非常严重，我们宣传队没办法独立活动，撤回大队部。撤回大队部后，把我们人员另行分配工作。当时我被分配搞大队部事务长工作（即是管伙食）。大队部負责人邬強，政委陈克強，还有叶锋、陈如、瞿信等。同我宣传队的李静、何小士、李森他们都留在大队部（何小士现叫何伟在四川津江专区）。

1942 年 2 月份，调去宝安游击纵队部直属队，叫华南队，当学员。这是个训练班，并负责警卫纵队部任务。队长好似梁国粦，陈飞龙，祁兴（队长变动较大）。教导员林咢，还有一个记不起了（方兰是学员，不知是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这个队训练的对象主要是排以上干部，以军事为主，三分政治，七分军事，时间七个月。那时是战争环境，经常战斗转移。

1942 年 8 月份，训练班结束，调回东莞第三大队大队部搞服务员工作。负责人邬強、罗衡、黄业、黄布等。一直至43 年 3 月份，因怀孕不能随军，到东莞厚街掩蔽生孩子，并帮助部队车车衣服。同我在一起的有徐汝云及王开。

1943 年 10 月 11 月份生产后回部队，在第三大队部搞文书，抄抄写写工作，负责人同上。同在一起工作的有陈江天，陈永，黄稻等。

1944 年 7 月份，东江纵队组织了—个先遣队挺进粤北（1943 年东江纵队成立）。我调这个队搞服务员，负责人邬強、邓楚白。下面的同志陈江天、陈允、李靜、黄敏都在一起。

1945 年 2 月调回东纵司令部地点在惠阳，因怀孕照顾我生孩子，分配到医院去兼搞文化教员工作。因环境不好经常转移实际没有搞什么工作。医院負责人冯慕貞（现在省防疫局工作）。卫生人员麦克（现在定量检定所）。还有伤病员曾少芬、冯永等。

1945 年 9 月份调三支队上粤北，当一般队员。支队负责人彭沃、翟信、曾元、陈一民。在—起的有江欧如、陈胜华、余波萍等。

1946 年 3 月份调去北江支队。我调去不久，还没分配工作，国共谈判决定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山东，共二千余人。所有在粤北的部队都集中，重新整编，成立粤北指挥部，准备南下沙鱼涌集中登船北撤。4 月份，我调指挥部当指导员（即是负责勤杂、通讯、侦察等人员的政治工作）。从南雄始兴南下中边行军边和国民党谈判斗争。国民党耍阴谋诡计一边谈判，一边又派部队追踪，企图在适当时机一举消灭我们部队。—天我们行军至龙门永汉地区正准备宿营，敌人突然尾随而来，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部队及粤北指挥部全部人员立即武装待命。在宿营地的草坪上，侦察班卢同志搬弄他的手枪不慎失枪打伤我右眼睛。这样我就负了伤。那时我是用担架抬着行军的，一直抬到沙鱼涌。这一时期指挥部负责人杨康华和王作尧。与我—起的陈允、陈清、梅英等。

1946 年 6 月北撤。我一起北撤到山东烟台。上船时我是第三船。上船后我又晕浪，又受了伤，不能动。—到烟台后我就进了市立医院，后又转到大连医院治眼。与我一起到大连医院的有刘旺。二十多天后 9 月份回部队后，部队即出发到山东鲁中南临沂。行軍时我被编到妇女大队大队部。大队长赵学，政委张逸。在大队部经常在一起的有邹青芬、郭云翔、何小士等。我当时是当病号随着行军的。

1946 年 11 月到达临沂后分配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当学员。我们女同志編一个班，叫整风班。这个班实际上是一个中队，分三个区队，下面还分组。队长蔡子培，副队长冯永，教导员郑群，苏莹。（郑群在韶关地委）。这个班主要是学习政治如当前的形势，总结过去的工作，检查过去的思想作风等，时间半年。在这期间又参加过短期农村土改，主要是去学习观摩，时间一二个月。

1947 年 5-6 月间，敌人进攻山东，军大结束。有些女同志能跟前线部队的到前线，不能去的到三野后方。我因怀孕留在后方两纵留守处。留守处负责人廖似光、何城。1947 年底 1948 年初在留守处妇干队当队长边带孩子边学习，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后又学习整顿清理经济。时间半年左右。队长姓谢的，名字想不起了。指导员陈挺（在佛山妇联）。 由于敌人大举进攻，形势紧张，我们执行中央的战略转移，部队要撤退到黄河以北，所以整天行军转移。等到战略反攻时，我们后方人员又跟随部队逐步前进。一起的有何佳、张淑芬、李少华。

1948 年淮海战役后，部队准备南下过江作战，两广纵队曾到安徽的东台。10 月份左右三野畄守处把女同志重新组织，成立女子大学，我调去女子大学会计队当队长。调去不久，接通知说，两广纵队划归第四野战军管，部队又转移到龙海路的洛阳襄阳进行修整。这时我们两广纵队在三野留守处的女同志撤回两广纵队来，临时分散跟随前线部队。我调回两广纵队后方，在两广纵队后方搞了—个时期托儿所工作。一起工作的有陈惠、韩姐、江美。

1949 年 7 月份两广纵队准备南下过江，两广纵队的后方重新组织，成立后梯队，留在河南许昌。大概有四五百人（包括伤病员），我调到后梯队负责大队长。大队副容少伟。教导员陈觉、梁燕云。上级刘田夫、杨康华。

1950 年 1 月广东解放后，我们才把队伍带回来。我交待工作后调湛江。

1950 年 3 月份，调湛江市组织部负责干部科长。市委负责人方华、沈斌（方华在茂名，沈在城建局）。

1951 年 1 月份调去韶关专暑，负责民政人事科长。负责人李文华、戴作元（李在农业调查队）。

1953 年 1 月份调来省水利局，负责人事科长。负责人关佰标、吴伯文、林清佑。

1954 年两局合并成立水利厅，我调厅监察室工作，任主任。

1956（7？）年 8 月反右派时调水文总站，任副主任，1962 年任主任。证明人刘兆伦。

1968 年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期间曾被“揪斗”。丈夫于 1968 年初就被关起来了，全无信息，不能见面。直到林彪垮台后才出来。期间家被扫地出门，最小的孩子，说是黑五类子弟，送去黄山洞劳动教养（当年才12-13 岁）。我被说成是走资派，被批，被斗，戴高帽掛黑牌游街。关管了几个月，最后武装押送到干校。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我没有弯腰，或悲观失望投机取巧，没有流过眼泪。我始终相信党，相信党中央，相信这些不幸和暂时的黑暗将会过去，光明会到来。1968年 12 月到五七干校，并到工厂农村搞斗批改。证明人何真。

1971 年 8 月调任省农科院办公室主任。证明人张斌。

1979 年 11 月调任珠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此时四人帮已垮台。证明人刘兆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