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发生的壬辰战争（1592-1598），将东亚三国的日本、朝鲜、明朝都卷入其中，给各国都带来了灾难，对东亚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尤其给朝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使朝鲜国家几陷于灭国灭种绝境。如果没有明朝的及时出兵和明军将士的舍生驰援，朝鲜的国祚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朝鲜在壬辰战争中所遭受的“倭乱”，与其轻敌，获悉日本欲“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后首鼠两端，对明廷隐瞒日本“假道入明”内情，以及向明廷“从轻奏闻”有关。这种轻敌思想根植于朝鲜长期以来自诩“小中华”，鄙视日本，将其视为文化上落后的“蛮夷”，以为处于劣位的日本绝不会对代表“中华”的东亚共主明朝和自诩“小中华”的文化上处于优位的朝鲜发动战争。

关键词：日本 “假道入明” 朝鲜应对

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丰臣秀吉投入兵力约十五六万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渡过对马海峡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釜山沦陷后，二十天攻破王京，六十天占领平壤。日军所经之处，朝鲜军队望风而逃，海防线迅速崩溃。问题是，日本动用举国之力，以如此短的时间迅速占领朝鲜，战前必经长期准备，难道朝鲜对此丝毫不知吗？倘若知悉又是如何应对的？这种应对又导致怎样的后果？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引起关注，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一、朝鲜获悉日本“假道入明”的内情

日本欲吞并东亚的野心由来已久。16世纪中叶以降，白银向海外的大量输出，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为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完成日本的统一。在统一过程中，他相继推行“检地”、“刀狩令”、“身份统治令”、设置“五奉行”制、直属常备军等措施，使日本政治集权化臻于完备。此时的丰臣秀吉已不满足于仅对国内的统治，开始向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挑战，欲建构以其为中心的日式朝贡体系。早在天正五年（1577），丰臣秀吉就曾对织田信长坦言：“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十年后的天正十五年，他给家人书中又言及：“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可见，上述言说绝非丰臣秀吉戏言，而是其蓄谋侵明心声的真实道白。为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的目标，丰臣秀吉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在国内厉兵秣马、加紧备战，同时多次派兵驶入朝鲜海域刺探朝鲜兵力，或遣使到朝鲜探听情报。

天正十五年（宣祖二十年，万历十五年，1578）春三月，有日本兵船１６艘，悍然驶入朝鲜全罗南道兴阳损竹岛附近，时朝鲜水兵“结阵于相望处，恇怯退缩”，惟有鹿岛万户李大源率军进战，结果为日兵船所围，力竭势穷，举旗请求驰援，朝鲜诸将皆不救援，大源遂战死，兵船陷没。是夜，日兵船“不知所去，绝无形影”。此事件震惊朝鲜朝野，皆以为绝非以往两国间的一般性军事冲突，正如廷臣安邦俊所言：

盖平秀吉弑君簒立，乘其威势，欲取路我国，侵犯大明。先以沙火同（朝鲜叛民—引者）为向导，遣若干船，尝我国兵力之强弱也。

日本兵船擅自闯入朝鲜海域，丰臣秀吉自知理亏，于这年九月，遣使求和，朝鲜不予理会。翌年（1588）春，又遣对马岛主橘康光、平调信等为使，前往朝鲜，表面“来求和亲”，其实是窥视朝鲜“兵力之强弱”。时，日朝两国间，通信使往来已中断多年，宣祖认为日本“废放其主，立新君，乃簒弑之国，不可接待其来使，当以大义开谕，使之还入其国”，而群臣虽都视日本为“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义”，但还是主张对“来使当依例接待”，宣祖这才允准日使入王京。然而，这次日使橘康光、平调信等来朝鲜，行为颇为反常。日使一路“所经馆舍，必舍上室，举止倨傲”。按旧例，日使从釜山前往王京途中，所经郡邑，“凡遇倭使，发境内民夫，执鎗夹道，以示军威”，此次日使经庆尚北道仁同时，橘康光睨视执鎗者，蔑视地说：“汝辈鎗杆太短矣”。接待日使的宣慰使明显感觉到，这次“倭使绝异，人颇怪之”。日使至王京，礼曹设宴款待。席间，日使橘康光趁礼曹判书酒酣，故意将胡椒撒在筵桌上，观看陪侍的朝鲜“妓工争取之，无复伦次”的场面，回驿馆后，橘康光对译官言：“汝国其亡矣！纪纲已坏，不亡何待？”暗含日本欲侵吞朝鲜的野心。日使返国，朝鲜给日本的回书，“以水路迷昧”，“掳我边民”等为由，拒绝与日本通交。

天正十七年（宣祖二十二年，万历十七年，1589）五月，丰臣秀吉又遣僧玄苏、侍中平义智、橘康光等，以“纳贡献俘，恳请通信”。于是，宣祖遣宣慰使李德馨迎日使入京。日使玄苏在呈给宣祖的国书中云：

两国相通，信使不绝，中间废阻，大是欠事。今关白新定大位，悉复旧制，俺等之来，专望使臣之报聘也。

日本国书表达了如下内容：希望与朝鲜恢复通交；通报丰臣秀吉新登大位；恳请朝鲜遣通信使报聘，即承认丰臣秀吉继位的合法性。

日使入京后，朝鲜廷臣围绕着是否与日本通交展开讨论。其中前参判李山甫等则以为不可，而主掌朝政的领议政李山海、礼曹判书柳成龙，却力主向日本派通信使通交。宣祖调和群臣意见，令李德馨向

日使宣谕，若“刷还叛民，然后可以议通信”，以此观日本诚否。日使平义智即刻派人回国禀报，丰臣秀吉很快遣平调信绑缚先前为日兵船作向导的朝鲜叛民沙火同以及为首的“贼倭信三甫罗、紧时要罗、望古时罗”等来献，声称“前日侵犯，皆此辈所为，非我所知”，同时刷还被掳朝民160余人。鉴于日本对刷还边民的积极态度，宣祖在仁政殿接见日使并设宴予以款待。席间，日使橘康光密语李德馨，“日本之人，变诈不测，蓄谋多年，已决犯上之计，请诛今来数酋，以弭大祸”。李德馨未听其劝告。后，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因橘康光知悉朝鲜情形，遂命他与平义智等，分定先锋，刻日渡海。橘康光拒之，秀吉大怒，将其枭示，并灭九族。可见，朝鲜对日掉以轻心，对丰臣秀吉包藏祸心并无认识，从而对橘康光的提醒未引起重视。

由于对日派通信使通交之议朝廷未决，礼曹判书柳成龙“启请速定，勿致生衅”，知事边协也奏请：“宜遣使报答，且见彼中动静而来，亦非失计也”。于是，朝议始定，派遣佥知黄允吉为正使、司成金诚一为副使、典籍许筬为书状官等为通信使，前往日本报聘，于翌年春发行。时，“贼情异于前日，而朝廷殊不为意”，被贬至吉州的前提督官赵宪闻朝廷将遣通信使赴日，上疏加以反对说：“夷狄无信，有同犬豕，今之请和良有以也。若斩来倭，具告天朝，则圣上洞鉴，终无问罪之患，外寇慑威，不逞投鞭之志”。疏上，朝廷上下非但未引起重视，反倒以为其口无遮拦，“以狂言，斥之”，将他流放沃川。可见，朝鲜对日使的来意并无警觉，反倒是“朝廷动色相贺，以为南边自此无忧”。

宣祖二十三年（万历十八年，1590）春二月，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等一行200余人出使日本。启程前，宣祖设宴款待，并再三叮嘱：“入彼境，动必以礼，不可稍有慢易之意，使国体尊重，王灵远播”。可见，在宣祖看来，朝鲜在礼仪文化上优位于岛国日本，他试图以通信使出访，达到其威灵远播，以此教化日本。然而，令朝鲜君臣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在两国中断多年交往后，这次出使中代表朝鲜国家的使节所受到的待遇，则与宣祖所期盼的相去甚远。五月，通信使一行抵达对马，日本竟不派宣慰使前来迎接。随后，又接连发生几起轻蔑通信使事件。一日，平义智设宴，通信使如约先赴就座，而平义智却“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颇为无礼。七月，通信使到堺滨州，日本西海道“居倭来致礼馈”，书中竟有“朝鲜国使臣来朝之语”，通信使极为惊讶，以为“倭人以来朝为辞，辱国甚矣”。遂依市贸价值，购买“居倭”所馈之物，还之。通信使一行从对马前往大阪见丰臣秀吉，“倭人故迂回其路，且处处留滞，故累月乃达”大阪。七月二十五日，通信使到达大阪，适值丰臣秀吉率兵出征，数月而返。回师后，又以修治宫室为托词，不纳朝鲜国书，致使通信使“前后留馆，几至五个月，始得传命”。待丰臣秀吉接见通信使时，举止傲慢，骄横轻浮，根本没将朝鲜国使放在眼里。申炅《再造藩邦志》详载当时场景：

其接我使也，许乘轿入宫，以笳角前导，升堂行礼。秀吉容貌矮陋，而色黧黑，无异表，但觉目光闪闪射人。南向地坐，设三重席，戴纱帽，穿黑袍。诸臣数人列坐，引允吉等就席。不设宴，且前置一桌子，中有熟饼一器，以瓦瓯行酒，酒亦浊，其礼极简，亦数巡而罢，无拜揖酬酢之节矣。有顷，秀吉忽入内，在席者皆不动，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儿从内出，徘徊堂中，视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临楹外，招我国乐工，盛奏众乐而听之。小儿遗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应声走出授其儿。秀吉于坐中更衣，傍若无人，肆意自恣。

更有甚者，通信使归国时，日本不回国书。通信使至堺滨，苦等半月后，日本国书始至。国书内容如下：

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熏读，卷舒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按我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余当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声，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必胜、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矜闷（悯）孤寡，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愿无他，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且至于管领国政之辈、向日之辈皆改其人，当召分给，余在别书。珍重保啬，不宣。

通信使见国书中“辞意悖慢，至以殿下为阁下，以所送礼币为方物领纳，又有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入朝”等语，大为震惊。即刻作书与玄苏，请改“阁下”、“方物”、“入朝”六字，云：“若不改此等语，使臣有死而已，义不敢还”。而玄苏态度强硬，只许改“阁下、方物”四字，至于“入朝二字则不许”，并狡辩：“此朝字，非指贵国也，乃指大明也”。为此，通信使不接受日本国书，副使金诚一在答玄苏书中深刻指出：

撰书者之意，虽未易窥，然其措辞断事，自成一段机轴，何可诬也。先则曰：“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是贵国欲取大明，而施日本政化之谓也。后则曰：“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无近虞云云”，是贵国以我朝今日之遣使为有远虑之谓也。尊师果以此朝字，指为朝大明耶！……又曰：“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是贵国欲令诸国，悉索弊赋从征之谓也。其威胁我国，不一而足，如此而谓朝字，不指我国可乎！我朝以礼义为重，与贵国通好垂二百年，而未尝以一毫慢悟相加。今兹通聘，非畏贵国之威也，实嘉贵国之义也。贵国还俘献馘，请修旧好，岂非信义之大者乎！……愿尊师善达于关白，改撰书契以附使臣，则两国交欢，邻好弥笃。关白以礼为国之美，益着于远迩，不亦休乎！此非我朝鲜之幸，实贵国之幸也。惟尊师亮之。

玄苏接到金诚一来书阅后，猖獗一笑，根本不予理会。而正使黄允吉以为，玄苏答书中，已许改“阁下、方物”，既然“入朝”的“朝”字，非指朝鲜，乃指“大明”，则适可而止，不可强为辨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为宜。金诚一对黄允吉的态度颇为不解，他指出：

使臣不幸，横遭变故，羁留困苦殆一年，毕竟奉辱国之书以归，将何以为辞于我圣上哉！阁下等语，彼既许改矣，犹之改也，并其侮慢无礼之辞而尽改之，不亦可乎！……至于“入朝”二字，置而不问，若不改之，本朝为倭奴之藩邦，而一国衣冠，举为其陪臣，不亦痛乎！

然而，通信使就“入朝”二字，“与玄苏往复论难，（玄）苏犹不听”。只好于冬十二月，经对马岛渡海回国。

朝鲜通信使赴日报聘期间多方受辱，从日人言谈举止中，已觉察出日本的狂悖，有图谋朝鲜的野心。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通信使一回到釜山，黄允吉即上驰启，极言出使日本情形，认为朝鲜“必有兵祸”。待其返回王京，宣祖引见问之，他进一步指出：观日本事状，“万无不犯之理”。

书状官许宬亦认为“倭必来寇”，其友韩浚谦问其故，他答道：“吾辈到彼地，处处城池，只有罢残羸瘁之卒，此平城（城，为酋之误）之故智也”。副使金诚一则与黄允吉认识截然对立，他说：“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当宣祖问及丰臣秀吉印象，黄允吉论云：“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而副使金诚一则云：“其目如鼠，不足畏也”。又言：“秀吉出入起居，少无威仪，至于见臣等之日，手携小儿，动作无常，以臣观之，只一狂暴人也。其所言，固未必皆然，而难使其言皆是，不过无纪律、无智略一愚贼，何虑之有？”其实，黄允吉所言并非言过其实，令人遗憾的是，时，朝鲜王廷党争甚烈，朝臣结党营私，相互攻讦，党争之祸亦波及到赴日使节对丰臣秀吉欲图谋朝鲜的认识。时朝鲜王廷，“议者或主允吉，或主诚一，纷纭不定，亦与东西党议表里，各护其类”。左议政柳成龙就此事问询金诚一：“君言故与黄异，万一有兵祸，将奈何？”诚一冠冕堂皇答：“吾亦岂能必倭不来？但恐中外惊惑，故解之耳”。成龙与诚一关系莫逆，遂信其说，随即发表如下言说：

设令秀吉犯顺，闻其举止，似无足畏，况其书契之辞，要不过恐动，若未得其实迹，而径奏天朝，致有边徼之骚扰则已极未安，而福建与日本，不甚相远，若使此奏落于日本人之耳，则难保其无致疑之隙，速蠭虿之毒，彼此俱无利益，而只有损害，决不可奏闻。

由此可见，柳成龙是不主张将日本欲发动战争的实情对明奏闻的。

不过，王廷中不赞同金诚一看法的人亦大有人在。黄允吉属下黄进就是代表。他因不胜愤忿，遂于群臣中挥臂扬言：

以黄（允吉—引者）、许（筬—引者）之愚劣，贼情尚能知之，况以诚一（金诚一—引者）之慧黠，岂有不知之理乎！此不过书契中，多有犯上国不道之语，而无一言受来。故诚一恐其得罪，巧为如是之言，宁陷于不知之地，其心罔测矣。

为此，黄进欲上疏请求将金诚一斩首示众，却“为人所止抑”。时朝鲜王廷“满朝诸臣，徒知偏党”，有识者“皆以为文人诸名士，反不如一武夫黄进，相与唾骂之”。

通信使团返回王京时，日本平调信、玄苏、平义智等作为回谢使也一同到达。宣祖以典翰吴亿龄为宣慰使接待日使。吴亿龄与玄苏初见时，玄苏颇傲慢地对他说：“明年将大举假途，直犯上国”，亿龄具奏所闻，云：“倭寇必至状”，然而“当国者偏听偏信，谓倭兵必不动，凡言倭情有异者，辄论以生事”。亿龄的驰启奏上，“朝议大骇且怒”，及亿龄还朝，进《问答日记》，“极言倭兵必动之形，大忤时议”。亿龄温文尔雅，处事严谨，时人评论其人：“在铨不妄荐一人，在台不妄弹一人，人莫见其圭角。及是，见事机危迫，不避触忤尽言”。结果被降职处分，“时人多惜之。

为进一步了解日本是否发兵内情，朝鲜备边司令黄允吉、金诚一等前往日使所居东平馆，“问其国事，询察情形，以备责应”。黄允吉等至馆，私以酒馔往慰，玄苏果然向其密语：

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朝鲜若先为奏闻，使贡路得通，则必无事。

黄允吉听后，以大义责之，玄苏终不听。他说：“昔高丽导元兵击日本，日本以此欲报怨于朝鲜，势所宜然”。玄苏还在东平馆壁上书：“蝉噪恶螳捕，鱼游喜鹭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开筵”。可见，日本欲侵朝之心昭然若揭。允吉遂具奏，朝廷仍不以为意。

是年四月，宣祖召见日使，宴享如例。还特加赐平调信一爵，曰：“古无此例，而尔自前往来，颇效恭顺，故特加礼待之”。日使携带朝鲜国书返国。国书内容如下：

使至，获审体中佳裕，深慰深慰。两国相与，信义交孚，鲸波万里，聘问以时，今又废礼重修，旧好益坚，实万世之福也。所遗鞍马、器玩、甲冑、兵具，名般甚伙，制造亦精，赠馈之诚，夐出寻常，尤用感荷，尤用感荷。但奉前后二书，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之为党，不知此言奚为而至哉！自敝邦言之，则语犯上国，非可相较于文字之间，而言之不雠，亦非交邻之义。敢此暴露，幸有以亮之。惟我东国，即殷太师箕子受封之旧也，礼义之美，见称于中华，凡几代矣。逮我皇朝，混一区宇，威德远被，薄海内外，悉主悉臣，无敢违拒。贵国亦尝航海纳贡，而达于京师。……窃料贵国今日之愤，不过耻夫见摈之久，礼义无所效，关市不得通，并立于万国玉帛之列也。贵国何不反求其故，自尽其道，而唯不臧之谋是依，可谓不思之甚也。

此国书为兵曹判书黄廷彧奉命所撰。国书中，朝鲜仍以礼仪之邦的“小中华”自诩，以文化上优位日本的心态自居，告诫丰臣秀吉“假道入明”，“非交邻之义”，宜勿启兵端，应效仿朝鲜，定期“航海纳贡”于明。而日使在归途所居的东莱客馆墙壁上书：“明年若得东风便，六十七州谈笑中”。由此可见，日本欲“假道入明”之心，已昭然若揭。

二、朝鲜对明隐瞒实情“从轻奏闻”

朝鲜获悉日本欲“假道入明”实情后，围绕着是否奏报明廷，展开了激烈争论。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一日，宣祖令朝臣阅日使所上日本国书，书中称：“自嘉靖年，大明不许日本入贡，此大羞也。明年二月，直向大明，朝鲜亦助我，飞入大明宫乎！”廷臣就此事是否奏闻明朝展开讨论。兵曹判书黄廷彧力主奏闻明廷。他说：“我国家事天朝二百年，极其忠勤，今闻此不忍闻之语，安可恬然而不为之奏乎！”而副提学金睟则加以反对，理由是：“福建地方与日本只隔一海，而商贾通行，若我国终至奏闻，则彼无不知之理。若既奏之后，果无犯顺声息，则非但天朝必以为不实而笑之，至于日本，则亦必以此而致怨，他日之忧，有不可言。愚臣贱见，实出于此”。正当两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时，宣祖召大司宪尹斗寿问对，尹斗寿亦赞成奏报明朝。他说：“事系上国，机关甚重，殿下至诚事大，天日在上，岂可容隐，臣终始以为奏闻便当”。金睟看元老重臣尹斗寿支持黄廷彧意见，马上转变态度，云：“大义所在，臣非不知，而国家利害，亦有可虑者，故适对筵席，偶然及之，但奏闻必不可已，则至于日本师期分明上闻，大似圭角”。宣祖亦赞同奏报明廷。他说：

福建果近于日本，而商贾又通，则安知日本送我之书契，已及于福建之人，而得以上闻乎？若然，与其受怨于日本，不若尽达于天朝，岂可只虑奏闻之落于日本，而不虞书契之已达于天朝乎？设使此酋果无犯顺之事，而书契则不无已达于天朝之理，万一自天朝问于我国曰：“日本约与尔国同犯天朝，而尔国不奏何也”？如此为辞，则虽欲免引贼犯上之言，其可得乎？前日尹斗寿之意，亦及于此。今日兵判之言亦然，不可不奏也。

至此，宣祖的表态才最终确定了派使赴明“具奏倭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向明廷陈奏“倭情”？廷臣又展开一番讨论。金睟以为“奏闻之辞”，若向明廷直言日本欲犯明“师期”，那么明廷一定追问“闻诸何人为之语乎”？如前所述，此情报是赴日通信使提供的。问题是前近代东亚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下，人臣无外交，也就是说，朝鲜派通信使赴日本，是瞒着明朝私下派遣的，是非法行为，所以朝鲜无论如何都不想让明朝知道。所以，正如金睟所言“若直举通信之事，则无乃有难处者乎”的难言之隐正在这里。宣祖就如何向明奏闻也无定见，遂向左承旨柳根征询意见，柳根发表见解如下：

臣于内医院，适与左相柳成龙言及此事，则成龙以为，大义所关，虽不得不奏，而国家利害，不可不虑。秀吉虽狂悖，必不得犯天朝，而我国在至近之地，横受其祸，则极可忧也。况闻诸使日本者之言，则必无发动之形，虽发亦不足畏，若以此无实之言，一则惊动天朝，一则致怨邻国，秀吉之怒，未有不由此而始萌也。至于通信一事，直为奏闻之后，万一自天朝盘问其曲折，则恐必有难处之患也。如不得已必欲奏闻，则以闻于被虏逃还人为辞，则似不至大妨。

柳根所言极为巧妙，通过其口，传达了左右朝廷实权左相柳成龙的意见，即此事“大义所关，不得不奏”，但鉴于朝鲜在地缘上与明、日本处于“至近之地”，如果向明奏闻有“无实之言”，那么“一则惊动天朝，一则致怨邻国”，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对明奏闻向日本派通信使一事，万一明朝“盘问其曲折”，则“必有难处之患也”，如果说必须向明说明消息的来源，就以源于“被虏逃还人为辞”加以应对。宣祖对柳根这番答辞觉得有些不得要领，令他直言其意。柳根这才直截了当说：

臣之意，则大义所在，不可不奏，但一一从实直奏，则或不无难处之患，从轻奏闻为当”。

对于柳根所提出对明廷“从轻奏闻”的提议，《寄斋史草》有如下评论：

（柳）根于（黄）廷彧，有师生之分，而又与柳成龙、金睟相善，盖见其有权而趋附之也。是日，廷彧与睟所言各异，自上方右廷彧之议，以此（柳）根不敢有是非于其间。而适上历问其意，亦不敢以己意对，泛以（柳）成龙之言启之，而欲有所回互，盖恐见拂于二家也。及上固问之后，始乃折取二家之说而对之，上亦不以其言为轻重也。

宣祖又征询修撰朴东亮意见，东亮云：“人臣闻犯上之言，岂可安坐而受之乎？奏闻之事，不容他议。至于奏事曲折，不可草草议定，划令大臣，广议处之甚当”。最后，领议政李山海、左议政柳成龙、右议政李阳元综合廷臣意见，启曰：

伏见筵中启辞，金睟所忧，虽出于虑事之周，而既闻犯上之言，安忍默默？但其奏本措语，若不十分斟酌，则后日必有难处之患。柳根从轻之说，颇有理，若以闻于逃还人金大玑等为辞，极为稳当。至于日本书契所答之辞，则以君臣大义，明白拒绝，而措辞之际，亦不使狠怒，盖不恶而严者，要当如是也。

宣祖对“从轻奏闻”当然亦极为赞同。至此廷议始定，遂命黄廷彧急速撰写奏表文。修撰朴东亮就朝鲜向明“从轻奏闻”之说的提出有如下议论：

时尹斗寿、黄廷彧等，以为不可不奏；柳成龙以下，以为不必奏；唯上亦以为必不可不奏。而成龙等方执朝论，以此乃有从轻奏闻之说，而师期及通信等曲折，没而不奏。李山海依违两间，无所可否，而李阳元素慵懦，又沈于酒，论议之际，只恃人口，拱手唯诺而已。

由此可见，朝臣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仍分立东西党，党同伐异，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不敢如实奏报日本“假道入明”实情，最终将自食所酿的恶果。

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朝鲜遣金应南以圣节使身份赴明，顺便“略具倭情”。如此重大“倭情”，朝鲜不派专使向明奏报，其欲隐瞒“倭情”由此可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宣祖与宰臣在讨论兵曹判书黄廷彧起草呈明的奏本中，就奏闻“贼情”之事，柳成龙“力请删去通信一款以讳之”。就连金应南都认为这种做法颇为不妥，他说：“如此大事，顺付似为未安，且通信一款，不及于奏本中，何也”？成龙则不耐烦的回答：“通信日本，自古有之，虽不奏闻，于义何害？”不仅如此，金应南临行前，备边司亦秘密指使云：“行到辽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

时，明廷已从各种渠道获悉，日本欲“假道入明”的讯息。如明商陈申自琉球还言：“关白平秀吉将入寇，以朝鲜为先锋”；“被掳于日本”的明商许仪后，也潜亲人“投书于天朝边帅”告知“关白将入寇”；更有琉球国世子尚宁遣使来言：“日本关白将自朝鲜入寇”。唯独朝鲜一直未向明遣使奏报。朝鲜这种反常举动，致使明廷上下“颇以为疑，论议藉藉”，唯独阁臣许国仍不加怀疑，扬言云：“我使朝鲜，习知情形，朝鲜礼义之邦，决不然。今者圣节不远，第观使臣之来，可知其真伪”。

金应南从鸭绿江一入明辽东界，所见一路哗言，辽人皆言“朝鲜谋导倭入犯”，金应南明显感觉辽人“待之顿异”。到山海关时，当地人见他是朝鲜人，皆大骂：“汝国与倭同叛，何故入来耶”！好在，随团通事洪纯彦曾于隆庆元年（1567）赴明，与阁臣许国舍人俞深有深交。金应南遂派他先带奏本给俞深，“陈本国事情，俾达于阁老”。果然，许国阅朝鲜奏本后，即刻派俞深前往通州接应金应南等入京，许国详问朝鲜事情及“倭奴逆状”，遂“讼言于朝，群疑稍释”。金应南则仍按既定方针，“以倭贼欲犯上国之意，移咨于礼部，只据标（漂）流人来传之言为证”，而对“通信使往来之言”，却矢口不谈。金应南等归国复命后，宣祖对力主“从轻奏闻”诸臣加以褒奖。

如前所述，敢于直言的赵宪被发配沃川后，杜门不出，及“闻贼情已露，白衣徒步，诣阙上疏，请斩倭使，奏闻天朝，因以头叩石，流血满面”。疏上，数日不下，赵宪“待命不退，植立不动，如泥塑人，城中士庶，聚观如堵，或讥其自苦。宪曰：‘明年此时，窜伏山谷，必思吾言也’”。又上第二疏，陈七事，政院不受，赵宪于是痛哭而出。四月，赵宪又派其子完堵，呈书平安道监司权征等，力劝“以浚濠完城，豫修战守之备”。权征见书大笑曰：“黄海道、平安道，岂有贼来之理乎！汝爷人（指赵宪—引者）皆以妖妄目之，归语汝爷，慎勿复出此言”。当时，朝鲜王廷上下对“倭情”的认识，正如安邦俊所言：“朝廷疑贼来寇，通信使未还前，分遣各道助防诸将，豫为防备之策。及信使还，庙堂偏信（金）诚一之言，悉罢防备诸事”。

五月，对马岛主平义智又乘船至釜山绝影岛来探朝鲜虚实。他声称“有急报之事，愿亲至京城而面陈”，结果为东莱边将所阻。他又请求与庆尚道监司相见，也被拒绝。平义智只好对边将说：“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鲜为之转奏，则岂不幸甚，不然则两国失和，兵民多死，此非细故，敢此委告”。具奏王廷，王廷怒其傲慢不答回书。义智泊船十余日，怏怏而去。“自此以后，倭人不复至，釜山倭馆曾留者，稍稍入归，馆中皆空，人多怪之”。时，日本“窥觇之行，如是其频，匪茹之势，已露其迹”，而朝鲜仍未觉察大祸即将临头，欺上瞒下，不如实地向明廷奏报日本“假道入明”实情。

当时是，日本“以犯上国之言，亦布于琉球，且言：‘朝鲜亦已屈伏，三百人来降，方造船为向道（导）’”云云。琉球国王遂将此情报奏闻明廷，明廷令辽东都司移咨朝鲜，问其究竟。八月，明辽东都司移咨朝鲜，具报倭情。十月，朝鲜特遣奏请使韩应寅、书状官辛庆晋、质正官吴亿龄赴明陈情辩白。陈奏文云：

谨奏为倭情事。该万历十九年八月日，准辽东都司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该本年三月内，日本国对马州太守宗义调刷还被虏人金大玑等供说：“在彼地名畠山殿州，听得国王盛具战舰，拟于今年入犯大明”；续该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一起十余名来到，说称：“日本关白平秀吉用兵，并呑诸岛六十余州，琉球南蛮诸国，亦皆归服。为缘嘉靖年间，遣使朝贡，大明非绝不纳，世怀怨恨之故，拟于明年三月间，入犯大明。兵船所经，虑或搅扰贵境，若得大明许和，事可得解”；又该本年六月内，对马岛宗义调所遣伊男、义智来到浦口，称有警急，因说：“日本关白大治兵船，将犯大明，贵国地方，并应被扰，若贵国先报大明，使得讲和，可免此患等因”。已将所闻未委虚的及伊贼哄胁难测事情，节次备咨礼部，顺付赴京陪臣去后。今该前因，已经略具词节，回咨都司，计已转闻朝廷。

此陈奏文为李朝佥知崔岦奉命撰制。奏文中避重就轻，完全按事前商定的，根据刷还被虏人金大玑等供词所云：传闻日本盛具战舰，拟于今年入犯大明云云，有意闭口不谈朝鲜通信使赴日与日本私自交通之事。正如《宣祖修正实录》所载：“遣陈奏使韩应寅等，陈奏日本恐胁我国，欲入寇大明等情，且辨咨内流言之诬。令佥知崔岦制奏文甚委曲，而不能悉陈通使答问之事，犹畏讳也。”韩应寅在京期间，受到万历皇帝接见。由此可见，身为东亚共主的万历皇帝，对属国朝鲜安危的关切。韩应寅等归国后，朝鲜又遣谢恩使申点等赴明谢恩，“令奏贼情，比前加详”，但仍“从轻奏闻”。

综上所述，由于朝鲜惧怕明廷获悉通信使赴日与日本复开外交的信息，因而面对日本欲发动战争的部署逐渐加快，反而隐瞒日本“假道入明”的实情，以及向明廷采取“从轻奏闻”的对策。这样做的后果，不仅加深了明朝的误解，也给朝鲜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三、朝鲜的应对所招致的“倭乱”

宣祖二十五年（文禄元年，1592）四月，正当朝鲜朝野上下“以为南边自此无忧”而举朝相庆之时，丰臣秀吉经过缜密地战前部署，悍然发动壬辰战争。《明史·日本传》载：丰臣秀吉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元（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攻打朝鲜。这次渡海参战的日军总兵力约十五六万人，具体部署如下：

第一路军，以平行长、平调信等为先锋，率兵船４万余艘，兵18700余名，蔽海而来。四月十三日，乘晓雾弥漫，直逼釜山。釜山佥使郑拨正在绝影岛狩猎，最初以为“朝贡之倭，不以为虞”，俄而，见日军“舳舻无数，急还入城”，城门刚闭，日军已下陆，将釜山城“围之百匝，未几城陷”。郑拨死于乱兵中。翌日，日军陷东莱，随后，分路攻陷金海、密阳等府，兵使李珏，拥兵先遁。随后，日军“乘胜长驱，列邑望风奔溃，无一处交锋”。

第二路军，由清正加藤所率22800余日军，四月十八日，从釜山登陆，翌日，攻彦阳城，二十日，攻陷庆州城。

第三路军，由黑田长政与第六军小早川隆景、第七军毛利辉元等统领，分别攻陷朝鲜南部诸城镇，一路北上，逼进王京。

时，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婴其锋，贼长躯而进，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日军强劲的攻势，朝鲜并无充分准备。釜山沦陷的消息传来，宣祖惊惶失措，急忙调兵遣将，仓促应战，遂命左议政柳成龙为都体察使，右议政李阳元为京城都检察使，朴忠侃为都城检察使，李诚中为守御使，丁允福为东西路号召使，以便于调度迎战。四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尚州（今庆尚北道），巡边使李镒率部迎战，大败，仅以身免。二十七日，日军攻忠州，三道都巡察使申砬率将士迎战，日军“交刃乱斫，如刈草芥，流血遍野，浮屍塞江”，申砬及所部阵亡。败讯传来，宣祖急召群臣商议对策。群臣建议放弃王京，撤至平壤，宣祖从之。于是，命李阳元为检察使，金命元为都元帅，留守王京，册立光海君为世子，监抚军国重事。三十日，宣祖率嫔妃家眷乘坐马匹冒雨撤离王京，时“百官鸟窜，从者仅百余人”宣祖见“都中一空，大小臣僚，近侍卫卒，一时散去”，他痛泣云：“二百年休养之中，无忠臣义士一至此”。是夜，宣祖携诸嫔妃，奉庙社主出王京，至碧蹄，值路中下雨，龙袍尽湿，“闾里空虚，八珍阙膳”，至长湍，“府使已遁，四顾无人，一行皆馁”。

五月一日，到达开城，宣祖急召诸臣集议。诸臣入侍，他“挥涕，以鞭叩地，以手抚膺”，大呼李山海、柳成龙、李恒福诸臣名字，说：“事已至此，策将安出？毋惮忌讳，各悉心以对，予将何往乎？”又云：“尹斗寿安在？素有计虑，并愿见之”。刑曹判书李恒福遂召斗寿进见，宣祖对其说：“今后卿兄弟勿离左右，以补予不逮，乃解佩囊以赐之”。

接着，他急切询问群臣：“事急矣，计将安出”？诸臣不能应对，俯伏咽泣，莫敢仰视。宣祖只好征询李恒福意见，恒福建议举国内附明朝。他说：“可以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无一寸干净地，则便可赴诉天朝，此外无他计策也”。右相尹斗寿则加以反对说：“国何可轻弃之，弃国图存，古未有也。北道士马精强，咸兴、镜城皆有天险，其固足恃，今可踰岭北幸”。针对两人的对立意见，宣祖问左议政柳成龙，李恒福建言如何？成龙也不赞成宣祖内附明朝，他直言不讳地说：恒福所“言不可用，大驾离东土一步地，朝鲜便非我有也”。而宣祖则赞成内附之论，云：“内附本予意也”，而柳成龙则曰：“不可”。李恒福见状，又加以解释说：“臣之所言，非直欲渡江而已也，从十分穷极地说来也，脱有不幸，身无所置，足无所容，宁缓一刻以图后举，亦非失策也”。然而，成龙仍固持己见，仍以为不可。其实尹斗寿、柳成龙执意不可，是“恐人心离散，故以为内附之论，不可遽发。”而李恒福执意内附是“以为贼势冲突，不可抵当，必须西吁天朝，乃可济事”，故双方“论难者十数，两不肯合”，而宣祖“时时右恒福，左成龙”。

五月三日，王京沦陷。日军入城后，焚烧宗庙、宫阙，并将抵抗者屠杀于钟楼前及崇礼门外，朝鲜军民“髑髅白骨，堆积于其下”。时人有诗为证：

堂堂寝庙，豕蛇穴之。赫赫神京，禾黍生之。在天之灵，监临于兹。磔妖诛丑，不留晷时。凶焰斯虐，爰焚爰毁。痛结神人，为百世耻。

宣祖得知王京失陷后，便从开城奔往平壤。出城时，因事多仓卒，宗庙神主遗忘于穆清殿，一宗室号哭云：“事虽急遽，不可委弃宗庙神主于贼中”，宣祖这才遣人连夜返回开城，奉宗庙神主还。

时，全罗道巡察使李洸、防御使郭嵘、驻防将白光彦等获悉王京告急，遂率其道兵４万前来救援；忠清道巡察使尹先觉、防御使李沃、节度使申翌等也领其道兵２万来会，至公州，闻王京沦陷，洸竟令一军官，手持传令牌，骑马奔走呼曰：罢阵！罢阵！“诸军听之，莫不愕然”，顿无斗志，如“山崩潮退，莫敢遏止，军实辎重，悉以遗贼”。有诗为证：“阴风吹折大将旗，数万雄兵似草靡。回首关西驻辇处，空教志士泪双垂”。自此以后，“国无捍御之人，贼有方张之势，席卷八路，如升虚邑矣”。

宣祖弃王京北逃时，“士庶皆言国势必不振，有识搢绅辈亦以为终必灭亡”而加以阻止，然而宣祖仍固执己见，因而北逃时，“扈从者百无一二，盖人情已去”。五月七日，宣祖至平壤时，“扈从者，不满数十人，从世子者，亦不满数十余人”。

六月一日，日军平行长、清正、辉元、长政、盛政等同渡临津。临津沦陷后，日军谋议，平行长向平安道，清正向咸镜道，长政向黄海道，“日行数百里，势如风雨”。早在临津失陷前，刑曹判书李恒福就提出若局势难收，可向明朝请兵来援。他说：

今八道溃裂，无复收拾，虽有智者，亦未知为国家计。昔以孔明之智，及荆州失守，刘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求救于孙将军，卒成赤壁之捷，以基鼎足之势。以我国之力，无可为之势，不如急遣一使，吁告天朝，请兵来援，以冀万一，则此策之上也。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却遭到多数廷臣的反对，认为：

虽奏天朝，焉肯出兵来救，假令出兵，当出辽广兵马。辽左之人，与獭（指女真—引者）无异，必有凭陵横暴，侵扰之患。今七道皆为灰烬，一国之中，一片干净地，只是平安一道，复为天兵蹂躏，则更无着足之处，此策决不可用。

为此，李恒福连续“二日争之”，都未说服廷臣。

临津沦陷后，平壤告急。宣祖遂与扈从诸臣商议去留。时，宣祖国王“颜色惨沮，语甚悲切，臣僚不敢仰视”。商议结果，放弃平壤，退避宁边。六月十日，宣祖车驾将发，城中官民，突闻国王弃平壤北逃，相率遮路，曰：“弃我而去，是杀我也。宁死于驾前，毋饱贼刃”，并对扈从宰臣大骂：“汝等平日偷食国禄，今乃误国欺民乃尔耶！既欲弃城，何故绐我辈入城耶”！时，愤怒的官民皆袒胸赤臂手持兵杖，“遇人辄击，纷嚣杂沓，不可禁止，渐至宫门”，诸宰臣“在门内朝堂者，皆失色起立于庭中”。兵曹佐郞朴东亮见此情状，向柳成龙奏报说：“民情如此，事将不测，今日停行以慰安，然后方可行也”。柳成龙担心事态扩大，难以控制，便向前来欲攻宫门的官民加以疏解，可是“众不之信，犹喧聒欲乱”，最后，只好派人“大书停行二字于板，使人登屋上遍示之，始稍稍散去”。

十二日，宣祖车驾至安州时，“诸从官皆落后，从驾者不满十余”。十三日，至宁边城，城中人畜俱已散去。是夜，韩应寅在给宣祖的驰启云：日军“已渡江东外滩，只隔一滩，相与对阵”，于是，宣祖遂召见从臣云：“今日之势，已无可为，然予与世子，同往一处，则更无可望，不如分往，但今日所向何定？”承旨李诚中建言：“上国父母之邦也，今当往义州，赴诉天朝，事若不利，君臣当同死鸭绿江，声大义于天下可也”。柳成龙、李恒福也极为赞同。宣祖问诸臣：“予幸义州，若不幸，计欲率群臣渡辽内附，谁能从予？”诸臣皆以入辽为难，“莫有应者”。

十四日，宣祖欲与世子李珲分行，颇为感慨对世子说：“国事已至此，更无望矣，吾父子同往一处，事若仓卒，后无可为之事。今予当赴诉上国，世子奉庙社主，急往江界等处，以图恢复”。言毕，相对而哭。翌日，宣祖往义州，与李珲离别。临行前，父子失声痛哭。宣祖告诫世子属官：“国家之事，付在世子身上，尔等尽乃心力，好为辅佐，以图再造”。宣祖车驾将发，李珲“辞两宫，从官各失声，牵马仆隶，莫不泣下沾襟”。是日晚，平壤失陷，宣祖身边从臣，“相继散去，扈驾者，惟内宦五六而已”。此时，适李珲遣人问安，宣祖致世子书曰：

予生既为亡国之君，死将为异域之鬼。父子相离，更无可见之日。惟望世子再造旧物，上慰祖宗之灵，下迎父母之还。临楮涕下，不知所言。

十六日，宣祖车驾至嘉山时，“贼声渐急，从官散去，殆无余者”，遂遣使咨文辽东，“遂请内附”。十八日，车驾从定州向郭山，宣祖召柳成龙云：“今日之行，专为内附也，卿可先行，如遇天朝人之来，必先道贼情，后言渡辽之意”。至郭山，闻辽东巡抚郜杰遣副总兵祖承训、参将郭梦征、游击史儒率三千骑来援，至云兴馆。宣祖急往见之，向祖承训哭述朝鲜前后所遭之“倭乱”，随从官等“列伏上前，俱言所见，语极喧闹。”在场的明参将郭梦征见此场景，十分不悦地说：“贵国君臣，一处哄乱，有同聚讼，殆无礼也。”是日晚，至宣川郡，宣祖接到辽东巡按御史所送咨文。咨文中有指责朝鲜“尔国谋为不轨等语”，进而又对朝鲜加以批评：“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于贼，八道郡县，何无一人之倡大义，何日陷其道，何日陷其州，某人死于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数几万，逐一计闻，俱录以报”。接下来咨文云：

天朝自有开山炮、大将军炮、神火镖鎗、猛将精兵，雾列云驰，倭兵百万，不足数也。况文武智略之士，足以灼见奸谋，逆折凶萌，虽有苏张鞅睢之徒复生于世，安得以窥天朝之浅深乎！

宣祖阅读咨文后，十分惶恐地说：“此盖疑我国与贼同谋，而为此恐动之言，以试我国之对也”，于是，向送咨文的明指挥官说：当随即委派陪臣前往明朝加以解释。明指挥见宣祖惶恐的表情，向通事官解释说：辽东巡按因我曾见过国王面目，所以才使我来见真伪。至于“咨中所言，特假设之辞，尔国其勿恐惧也。”至此，宣祖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

二十三日，宣祖车驾终到义州，以牧使所居之所为行宫。时，义州“城中人民皆散，鸡犬亦皆空，鸟雀不飞，有似荒山废寺”。此时，宣祖的“从官数十人，分别投行宫近处人家，率皆荒凉困迫，只有一二奴仆”。

综上所述，由于朝鲜向明隐瞒日本“假道入明”的实情，以及向明廷采取“从轻奏闻”的对策，从而导致“倭乱”的发生，“倭乱”造成朝鲜国祚岌岌可危，作为一国之君的宣祖仓皇出逃沦落如此地步，令人愕然慨叹，此皆因朝鲜对日本“假道入明”不积极应对所导致的恶果。

结语

安邦俊在《壬辰记事》中，对壬辰“倭乱”战役前朝鲜的应对之策有如下评论：

愚窃尝思之，当丁亥、辛卯数年，（赵宪）先生伏阙控章，大略以为请勿通信日本，斩其使，送于天朝，移檄琉球、南洋诸国，谕以源氏旧臣民，喻以利害，激以忠义，则倭奴必内相贰，诸国必同愤疾，天兵整饬，水军罗络东南，多方胁之，平酋立国日浅，不免左右顾虑，必不敢轻动，此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兵者也。就令能来，必不能大举深入，宗社滔天之祸，决不至若是烈也。呜呼！当时满朝卿相，下及韦布之士，无一虑及于此。

余氏上述议论颇有道理。壬辰战前，朝鲜长期以来自诩“小中华”，鄙视日本，将其视为文化上落后的“蛮夷”，认为处于劣位的日本绝不会对代表“中华”的东亚共主明朝和自诩“小中华”的文化上处于优位的朝鲜发动战争。壬辰战争中，朝鲜所遭的“倭乱”，恐怕不能不与其轻敌，获悉日本欲“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后，首鼠两端，对明廷隐瞒日本“假道入明”内情，以及向明廷“从轻奏闻”有关。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加深了明朝对其的误解，更给朝鲜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使朝鲜军民饱受兵燹之苦，朝鲜国家几陷于灭国灭种绝境。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如果没有明朝的及时出兵和明军将士的舍生驰援，朝鲜的国祚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注】文章刊登于《外国问题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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