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
《武汉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创刊，作为国民党在华中地区制造和控制舆论的主要工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形势的变化，平、津相继陷落，上海、南京亦先后失守。一九三八年夏初，战争已发展到了武汉外围的鄂东、赣北一带。这时，武汉日报社便作出了逐步撤迁的布置：首先是，由社长王亚明率领基干人员和重要设备迁往贵阳，开办贵阳《中央日报》；另由采访主任徐叔明，带领部份印刷工人和搬运三部平板机及其他必要设备和器材去重庆，与私商合资经营印刷厂(武汉印刷厂)；又由原任副刊主编的段公爽带着一部份人员和设备到宜昌，建立武汉日报宜昌分社，就地出版《武汉日报》(宜昌版)。
一九四Ｏ年春，宜昌分社主任段公爽离职，由徐叔明继任。同年六月，宜昌失陷；《武汉日报》在宜昌的印刷机设备，不及撤出；报社人员则由徐叔明带到巴东。经过向中央宣传部和贵阳中央日报社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湖北是《武汉日报》的基地，不能离开湖北，要在巴东出版，而徐叔明则主张报纸应办在恩施，他认为、恩施已成为湖北省的战时省会，又是第六战区长官部的所在地，是战时湖北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一面电请调拨重庆“武汉印刷厂”的印刷机及各种铅字、纸张等；一面迳直到恩施积极筹办迁施出版事宜。
不久，由重庆印刷厂抽调的两台四开平版机、铅字、铜模、铸字炉等设备，在由职工朱云启、许世昌、杨建华三人运到巴东；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命令省建设厅和六战区兵站总监部派车，将印刷机器、设备和职工及家属全部接运到恩施。
当时由于敌机空袭频繁。为避免轰炸，报社就设在距恩施县城十余华里蛇滚子坪，租用了一栋民房，后来又围绕这座房屋加盖了几间平房，形成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编辑部和印刷，排字房，以及职工宿舍，都挤在一起。同时在城内南门正街租了三间住房和一个厅堂，作为城内营业部、采访和广告、发行驻地。
一九四Ｏ年十月十日，一张四开的《武汉日报》在恩施城垣出版。此时恩施《武汉日报》的人事和经费都属于贵阳中央日报社建制，是个分社性质；由徐明叔当主任，张考祥代理总编辑。张是河北人，曾在旧军队中干过文化工作；最初是考进宜昌武汉日报社当校对的，由于文字根底较深，能编善写，工作勤恳认真，逐步提升为编辑。编辑主任而至总编辑的。他在恩施武汉日报社初期，编辑部几乎仅只有他一人，白天、黑夜不是编就是写，任劳任怨。
一力四一年，原任贵阳《中央日报》总编辑的宋漱石，经中央宣传部派到恩施担任恩施《武汉日报》社长，同时由贵阳中央日报社抽调储裕生、张明(女)、刁金波等一部分编辑采访人员来帮助工作。从此恩施的武汉日报社脱离了贵阳中央日报社的管辖，形成贵阳《中央日报》的姊妹报纸，报纸版面也扩大了一倍——对开一大张；日发行量约三千份左右。这个时期的组织机构和人事，据我所知的是：社长宋漱石，总编辑由张考祥代理，总经理李荆荪，经理李光象，总主笔蒋铭(抗战前在汉口《扫荡报》当过采访组长，抗战初期当过国民党部队政治部主任和荆门县县长)，主笔张兆麟(又名刘乐杨，中共地下党员，他是以主笔名义实际上为副刊《鹦鹉洲》编辑主任。新闻编辑主任李继先，编辑有吴自强(李、吴二人后均到《新湖北日报》)，李蔚华(朝阳大学毕业)，杜俊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吴子赞、王健民、许良萃等。外勤记者先后有锗裕生、张明(徐、张二人不久仍回贵阳中央日报社)，刁金波(后调湖南芷江《中央日报》)、谢未泯、段奇斌、贾耀凯(南京中央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南京人，在恩施文化界很活跃，因“共党嫌疑”被监视，后转到湖南芷江中央日报社工作)，我是一九四三年由重庆到思施武汉日报社参加采访工作的，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就离开了。副刊编辑，先后有张劲风、张兆麟、周慰曾(助编)、晏明等人。电台台长陈鹏，总务主任谢道经，会计室主任朱云启，会计徐仲贤，出纳许世昌，人事室主任兼校对组长关健晨，事务程光桂，发行科温克忠，广告科游士泽，印刷所工务员王顺安等等，全部职工将近一百人。
我在思施武汉日报社工作期间，一直住在城內南门正街武汉日报社营业部内，朝北的斜对面是《新湖北日报》办事处，向南靠城门边是湖北省干训团。我是三月底到恩施的。过了不久，鄂西会战就开始了，敌人窜到了野山关，恩施震动，许多机关、银行和经济机构纷纷忙于撤退的准备，有的已经向四川黔江转移，报社也在计划撤退。
后来，由于敌人是轻装冒进，孤军深入；尤其到了大山区，受我军的猛烈夹击，死伤惨重，终于全线溃退；整个形势也就转危为安。
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这次会战最早的直接指挥宮，司令长宫是陈诚则是会战全面展开时从昆明赶到恩施的。战争结束，孙连仲刚从前线归来，我闻讯后，立即到土桥坝他的办公处去访问了他，张知行副参谋长也在座。
孙连仲在这次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中，指挥车翻车，腿部负了轻伤；当他谈到前方作战部队情况时，着重提到他把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三十军从第五战区调来参战的作用，藉以表达他不同于其他将领的爱国心襟。
庆祝鄂西大捷，重庆派来了慰问团，团员中有原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和中央社总社都派了随团记者来到恩施。恩施新闻界以中央社恩施分社主任徐怨宇为首。文艺界以湖北省文艺委员会总干事石信嘉为首，联合在舞阳坝民享社招待所举行招待会，招待重庆新闻界来的朋友。
《武汉日报》作为宣传部的报纸，对于陈诚在湖北推行所谓“新湖北建设计划”，是采取支持合作态度的。至于《武汉日报》与《新湖北日报》之间的竞争，只是为了扩大影响、争取销路方面的竞争，当然《武汉日报》以中央报纸自居的成份也是存在的。就以我在《武汉日报》一年多的亲身经历来说，报社负责人指示要我多写特写，多作专访，多发布新闻报道。因此，我几乎是三天两头搞一篇特写。
一九四四年，湖北省召开全省行政会议时，我连续写出几篇专访；湖北省建设厅长朱一成到咸丰、建始主持咸丰“咸惠渠”、建始“广润渠”建成放水典礼，我随同前往，写出特写和报道，无庸讳言，这些内容主要是正面宣传如何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又如一九四三年冬，常德会战期间，空军志航大队，由高又新大队长率领机群，以恩施机场作为前进基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日夜出击，我经常守候机场，采访前线最新战讯；张大千组织的“战地写生团”的一支分队，从常德战地写生归釆，在恩施举行画展，我立即写了特写，为这次画展扩大了社会效益。
由于我在抗战初期干过一段时间的演剧队工作，对戏剧有兴趣；因此我一到恩施以后，就与抗敌演剧六队、湖北省文艺委员会戏剧组、三青团青年剧社和第六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等文艺宣传团体保持接触，并对他们演出及时发布消息，有时还为他们演出的剧目写出评论。有时我还参加他们的演出，在《雷雨》、《日出》、《原野》等剧中担任过角色。这些戏的导演是肖子英，他是三十年代参加过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的。太平洋战争发生，他从香港辗转来到恩施，受聘于湖北省文艺委员会工作，解放后是上海电影制片广的导演。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是“记者节”，恩施的湖北省记者公开举行文艺晚会，约请肖子英导演了陈白尘的独幕话剧《禁止小便》上演。在此之前，据说一九四二年也是在“记者节”的时候，由记者公会发起主办筹募“记者号”滑翔机的捐献演出，首先得到抗敌演剧六队队长刘斐章的赞同。上演了戏剧家夏衍的《心防》四幕话剧。《心防》的演出，一扫过去恩施舞台上先后演出的《野玫瑰》、《黑字二十八》、《反间谍》、《夫与妻》等反动、黄色话剧带来乌烟瘴气，使面目为之一新。
《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是值得一提的。这个纯文学刊物，每周刊出六期，每期占第四版的大半版，甚至整版篇幅。《武汉日报》的另一个综合性的副刊，刊名为《星期集纳》，每周出一期，都有专主编辑负责。《鹦鹉洲》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和译文等文学作品；主编人先后有韩劲风、张兆鱗、晏明、周慰曾等人。韩劲风，张兆麟是中共地下党员，晏明、周慰曾是进步诗人。副刊在他们的主持下，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上都是倾向进步、能引人入胜的；许多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颇受读者欢迎，成为青年学生所喜爱的读物。在当时极其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环境里，《鹦鹉洲》不愧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坚强阵地。
注释：
作者现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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