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绅（999-1046）、苏缄（1016-1076）、苏颂（1021-1101）两代三位显宦，以其赫赫声名，《宋史》有传，占据了北宋政治文化史、边疆史、科技史的诸多篇章，也为后人追忆其各个领域的丰功伟绩、发明创造等，提供了诸多驰聘思讨的学术空间。他们或在边疆战事之中，策侍内外，布排应对，奋勇作战，或在庙堂之高的高层政局中运筹帷幄，凸显智能，出处进退，得遇隆恩，广为世知，更或在那个时代罕有谈及的科技领域，睿智深蕴，洞见机巧，或在医药领域，承传更新，播撒救世拯难的火种。但是，无论是处庙堂之高的宰相大臣，还是边疆的护防要吏，抑或是掌管盐铁，修撰国史，馆阁校勘，英名远播，他们在从政的退闲、丁忧、致仕等各个时段，乃至于去世之后，却都未曾选择荣归故里。叶落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传统。这一传统，根深蒂固，唐宋以降，日益敦厚。故乡，就仿佛母亲的思念，牵绕着游子远行的路；故乡，又仿佛是遥遥飞扬的母亲的味道，哪一个不怀想追念？！

 两宋时期诸多文献资料中，颇多福建路社会经济繁荣迅猛冒进的记载。来自福建路的登科儒士们洋洋洒洒地追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更描摹着那七山二水一分田里的枝枝叶叶。他们对于桑梓之地，自唐朝中叶以来的经济腾飞，深有感触，在写给北方人——中原人的各类文字间，毫不掩饰他们对于家乡经济腾飞的缅怀追念——虽然，他们大多步出桑梓之后再也没有返回故里；那些曾经步履踏过福建山水的外乡儒士官员们，或在闽北武夷山的周边，或在福州、泉漳一带，也或在闽西乃至与江西接壤的大山深处，这些来自外地的儒士官僚们，多半并不喜欢长期以来被前辈们视为烟瘴之地的福建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在他们对曾经游宦之地的追忆中，漫写着八闽之地各州的经济发展腾飞抑或沧桑落后。他们以偏概全的记述，他们选精集粹式的追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宋朝福建路的经济发展腾飞，较之于汉唐，无异于剧变，也确是一大事实。既然故乡经济腾飞，甚而可以和那个时代最为发展的江浙一带相媲美，那么，为何这些游宦在外的福建籍儒士官员，在他们远离了朝堂，脱下了官服之后，不选择第一时间返回故里呢？要知道，传统帝制时代尤其是科举时代，荣归故里是儒士官宦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我们先来看苏绅。这位泉州府同安籍的苏家儒士，在天禧年间考中进士，随后就在宜州（广南西路，今广西内）、开封府做推官，也曾任三司盐铁判官等。他在宋仁宗朝的时候，数次上奏，历陈皇朝的边防只顾及了西北，却疏忽了南方，尤其是中国的西南边陲（这一西南边疆的守护，正是后来苏缄与交趾作战稍北的区域。由此看来，兄弟二人都曾在广南西路任职）。他对当时的吏治、兵备、财政、民食等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自己的各种思考上奏给了宋仁宗皇帝，得到了皇帝嘉奖，开始晋职到国史馆做修撰，擢知制诰、翰林学士。但稍后的从政生涯中，他因忤时相（令人不解的是，著名文学家欧阳脩对他极为不满），以朋党谮于上，出从外补，而失去了在庙堂周边演绎其政治抱负的大好场域。后复召入翰林院，诏书写道：“朝路复清，还卿禁直”。但在庆历六年，他48岁那年，逝于河阳（文献中云：庸医误用药而致）。他辞世之后，却并未选择归葬故里。

  苏绅的堂弟苏缄，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与堂兄苏弦（苏绅胞兄）、司马光等同榜进士。一门同榜出现两位进士，在北宋前期的科举仕进之路中，是何等的荣耀，今人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料想的。苏缄步入仕途，曾任广东南海县主簿，迁秘书丞、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知邕州（今广西南宁），因抗击交趾侵扰，五年后不幸殉难邕州，全家三十六人同时死难。

苏颂是同安人，后为父庐墓而徙居于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他庆历中进士后曾在州县任职，后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集贤校理、知颍州、三司度支判官。宋神宗时期，自淮南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元祐初年，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礼部尚书兼侍读，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知扬州等等。公元1101年，苏颂去世，也没有归葬故里。

当然，宋朝还有许多的儒士官员，在考中科举入仕之后，宦游四方，但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选择在致仕、逝世之后，葬归故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韩桂华教授对于死葬返归故里的研究中，从返本乡、本贯先茔葬之的角度，她认为：于礼：家庭伦理的实现。于法：国家法令的制约。于情：民情风俗的影响。她认为：传统社会里，就家庭而言，丧礼是实践家庭伦理的重要表征，为人子女者孝顺父母，天经地义；父母丧，亦要“事死如事生”，丁忧之外，若归葬者，正所以“全孝道”也。在宋朝，朝廷的实践对象是高级官员，朝廷会出资安葬一些高级官僚死葬故里（譬如司马光）。除了朝廷赏赐或官与筹办，许多儒士官员死后却不得归葬。原因是乱离之际，暂殡、暂厝，以待日后归葬。所以，宋朝停棺不葬、暂厝寺院者很多。事实上，在宋朝因归葬费用太高而导致不得归葬者也很多。因为自费归葬父母于故里，是困难重重的，乃至有卖身葬父者。

那么，对于苏绅、苏缄、苏颂而言，他们去世后，为何没有被安葬同安呢？

我认为，除了几种情况外，还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原因。

庆历三年（1043），苏绅自任上星夜扶父柩，水陆千里，数冒险难，方至福建同安。后来，苏绅认为此行归葬失计，劳民伤财，有时也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所以，苏绅曾对苏颂说：“既不能免仕宦，随处葬我，乃延陵季子之志也”。庆历六年（1046），苏绅英年早逝于河阳，苏颂按照父亲遗嘱办理善后，择地丹阳京岘山安葬父亲。自此，苏颂因庐墓而徙居丹阳，即占丹阳为乡里。如上，体现了苏绅廉洁自律、忠君爱国的精神。并昭彰了苏颂孝道的特别虔诚。

苏缄举家三十六人闭门自焚，为国殉难。敌人来到，寻求苏缄及其家属的遗骸，都未能得到。或许苏缄先有预料，如果选择其他办法殉难，尸体也将会遭受侮辱。肤发来自父母，不容别人蹂躏，这是儒家的教诲，也是孝道的延伸。所以苏缄及家人因自焚就没有墓葬了。后来，泉州府为纪念苏缄，立衣冠冢于南安县葵山，供后人凭吊。

苏颂虽在宋哲宗朝贵为宰相，但他为官清廉，恪守自身，所以，一直反映生活的各种困顿，或由此看来，苏颂身前身后，家赀一直不丰厚。再者，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都是葬在润州（丹阳）的。所以，苏颂去世后，他的子孙也并未把他归葬桑梓，而是凑近将其安葬于润州，陪侍他已经去世的父母。

再者，两宋时期的福建路，受限于当时农业文明的诸多牵绊，在土地较少的福建路，发展农业以致富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闽北山区的各种手工业、商业如何发达，都难以和江浙一带的经济繁荣相提并论。当时的同安，也还是泉州属下的一个很小的县城，社会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远不可与今同日而语。而当时的江浙一带，譬如镇江，确乎是江南水乡的富贵之乡，且近乎京城所在。从遥远的河南开封抑或江苏镇江，运送棺椁返回同安，同样是当时很艰难的事情。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其实，北宋中后期儒士官员们对于入仕后的他们而言，都仅仅是“故乡”的一种情怀，一种追忆了。宋朝诸多游宦四方的官僚士大夫们，颇有相当数量，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没有选择归葬故里。譬如苏轼兄弟，再譬如欧阳脩等等，归葬桑梓地，对于宋人的观念之中，已经相当淡漠。这是有异于汉唐以还的世家大族的。历史大发展何以如此，还是需要从更多的观念领域加以追讨。

   芦山三杰——苏绅、苏缄、苏颂没有归葬桑梓，不仅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因素以外，更重要是他们长期受芦山家训的薰陶，有着忠孝两全的基因。亘古的忠孝两个字，在他们的身前身后将是光辉万丈啊！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