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九〇二

刁毅

一、初识九〇二

作者父亲刁筠寿，1915年11月出生于安徽含山，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佘萍1942年参加新四军。902时期，父亲任902工程工委书记兼总指挥、九院党委书记，母亲任十一所党委书记、九院工会主席。图为作者父母亲和哥哥刁锐建国初期合影（刁毅 供图）

尽管现在国家把“两弹一星”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大力弘扬，“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事迹也已家喻户晓，但很少有国人知道，在四川有一个代号“902”的地方与“两弹一星”工程有着密不可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902。这是以邓稼先为代表的数以万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中国核武器研制人员曾工作生活的地方。

从1965年开始建设，到1970年代逐步投入使用，于1990年代中期逐步迁出，902前后历时20多年。在这期间，我国的战略核力量从具备初步能力到实现武器化，装备部队；核武器的小型化；具备突防能力的第二代核武器；中子弹技术的突破等重大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国家向全世界宣布停止一切核试验为止，我国一共进行了46次核试验，其中29次是在这里组织、研制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902时期”是我国战略核武器研究发展中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尽管现在国内有一些人对三线建设的成败得失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特殊时期，国家拿出那么多精力、财力搞三线建设，一方面是周边国际环境恶劣，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也是从改变国家东强西弱工业战略布局考虑。就目前来看，当年的三线建设对我国西南部，特别是四川这些国家战略纵深省份的发展来说，确实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我来说，902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生活工作了近十年的地方，我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是我人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尽管离开这里已20多年了。但每当我闲暇时，脑海中还会经常泛起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情景。

父亲是在参与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就接受了到大三线建设902的任务，任职902工程工委书记兼工程总指挥。父亲从青海221到四川902的时间，大概是在1964年底或1965年初。

《“两弹一星”组歌——江山民心》组歌之《迁徙》（图片来源：我们的太空）

当时我们家在北京塔院，父亲在青海221厂工作，母亲在北京九院的理论部工作。由于常年在军工科研单位，父亲母亲的保密观念很强，从来不跟我们谈他们工作上的事情。关于父亲到四川建设902，我也是从他来信的信封上知道的，由原来西宁某某某信箱改成了成都某某某信箱。但对902具体在四川什么地方，在成都什么地方，还是一无所知。

知道902的大概位置，还是在1967年5月初。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由初期的发动阶段进入派性斗争，争权夺势，开始武斗。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则是这一时期全国瞩目的主要战场。在成都是川大“8.26”与产业军两大派，一派要造反打倒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一派保皇支持李井泉，两派都号称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闹得不可开交并大打出手，进而升级到武斗。那时，北京的学校也在停课，我们这些逍遥派每天无所事事，总要找些事干干。一天，我们塔院一个楼的小伙伴杨朝宾说，他搞到一张20个人的去成都的火车票，想去成都转转。我们和李惟淼、李惟霄两兄弟一商量，走！到成都看热闹去！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第二天，我们几个瞒着家人，乘北京到成都的9次特快列车，兵发成都。

9次特快列车是当时从北京到成都最快的火车，列车只在几个省会级的大站停车，从北京到成都只用30几个小时。一路飞驰，沿京广线穿过辽阔的华北平原，到郑州转陇海线向西，过三门峡、潼关进入富庶的关中平原，在西安稍事停留，第二天一早到达宝鸡，列车转向宝成线，直指成都。宝成铁路是我国建成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条电气化铁路。在这里撤下蒸汽机车，换上电力机车，开始翻越秦岭。5月初的早晨，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列车在电力机车牵引下，缓缓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时而钻进隧道，时而跨过桥梁，没有蒸汽机车散发出来的呛人的煤烟味，也没有从机车头飘散过来的粉煤灰，可打开车窗尽情欣赏窗外的美丽山水风光。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

惟淼、惟霄的父亲李启廉是建国初期参加“两航起义”归来的有功之臣，中国民航的家底儿就是“两航起义”带来的十几架飞机，建国后一直在航空工业做技术工作，1962年作为高级技术骨干调入九院工作，当时在902四所任总工程师。惟淼在车上跟我讲，他爸爸每次到902都是在四川绵阳下火车。我在随身携带的中国分省地图上找到了绵阳，原来902离成都还有一两百公里。我们火车路过绵阳时，天色已晚，停了两分钟就继续向成都进发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902就在绵阳一带，具体在什么地方，还是一头雾水。

1967年，九院塔院的一群孩子在天安门前留影（前排左一李惟淼，左三作者刁毅；后排左一哥哥刁锐，左二弟弟刁力，左三李惟霄。惟淼、惟霄双胞胎兄弟长大后双双成为北京足球队主力，惟淼还成为国家队主力，一时传为体坛佳话，刁毅 供图）

2017年，塔院部分孩子重聚合影（前排左二李惟霄，右二李惟淼；后排左二作者刁毅，右二刁力，刁毅 供图）

第一次到902是3年后的1970年11月。当时我已在陕北农村插队，母亲也在1969年12月到河南上蔡“五七”干校劳动。此时，我们家已四分五裂分布于全国各地：爸爸在四川，妈妈在河南，哥哥在山西雁北农村插队，我和弟弟在陕北插队，妹妹在黑龙江当兵。回北京已没有落脚之地，因此，1970年的冬天进入农闲，我就到父亲这里——902来了。

我按照父亲信上的提示，乘火车到绵阳下车，然后在绵阳火车站坐到3号地区的班车去院部。记得坐班车是先到902绵阳办事处（简称绵办），接上人再去向3号方向。当时绵办前面是川陕公路，通往成都方向，后面是宝成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院内建有两栋两层红砖小楼，一栋是办公加宿舍，另一栋是招待所，方便进出902的人员中转住宿。

绵阳是四川省最大的一个地区，人口有上千万，据说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但那时绵阳城市人口只有十多万，整个城市建设还很落后。11月的绵阳天气阴沉，时雾时雨，道路也总是湿湿的。班车穿过绵阳市区，来到涪江边，跨过东方红大桥（后来听说这个大桥也是902出资建设的），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开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九院院部。院部位于梓潼县县城西边，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多，但有潼江和长卿山相隔，所以在梓潼县城是完全看不到院部的。外来的人到梓潼，如果不是特意去打听，根本想不到附近还有这么一个绝密单位。这样一个位置，也是当时三线建设要“靠山，隐蔽，分散”大原则的体现。

九院院部局部，作者第一次到这里临时居住在大下坡下来后往右拐的招待所一楼，往左拐就是院机关大门，也就是现在“两弹城”景区大门的地方（刁毅 供图）

绕过长卿山半山到院部有一个大下坡，这是到达九院院部的地标。大下坡的正面是一个刚刚建好的小广场，右侧可看到一栋三层的外廊式的楼房，是院部招待所。招待所旁边还有几栋快要完工的家属楼，可看到有工人在拆脚手架。越过广场，有一片已建好的二层小楼，是当时的单职工宿舍。广场的南面是两层的综合楼、商店、粮店、储蓄所、邮局等服务设施。从大下坡下来，往左拐是院部大门，就是现在的两弹城景区大门的地方。进了大门，右手边是大礼堂，记得我去时礼堂刚刚建好，还没有投入使用，据说要等到12.26毛主席生日那天才正式交付。机关食堂也已经开了，职工打饭在外面吃，不能堂食。机关食堂的外面还搭有一个席棚，是二十四公司施工人员开伙的地方。

梓潼两弹城 （潘认若 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图）

梓潼县两弹城原902大礼堂（杨明强 摄，方志四川 供图）

父亲当时已在院部的办公楼上班。办公楼是三层红砖平顶楼房，现在的两弹城景区还保留着当年办公楼的原貌。父亲的办公室在二层南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搭了一个单人床，他工作和休息都在这个办公室里。我被临时安排住在招待所的一层。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很热情，每天早晨都来打扫卫生，打开水。我有时也帮她们一起拖走廊的地。我看她们的年龄都不小了，估计可能都是九院职工的家属。

梓潼县两弹城（图片来源：两弹城）

父亲的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我，一天也打不上一个照面。闲来无事，总要四处转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被大家称为黑风口的地方。从大下坡上来左转一两百米就是黑风口，这是长卿山与一个无名小山之间的山口。从院部步行到梓潼县城，这是必由之路。走上黑风口，不觉眼前一亮，感觉豁然开朗，一条大河——潼江横亘在山脚下，隔江过去是一大片平坝，远远看去，雾霭中坐落着一座古城。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古城——梓潼。梓潼自古有“五谷皆宜之乡，林蚕丰茂之里”的美称，因“东倚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

梓潼风光（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从黑风口有一条下山路可直通潼江江边。江边有一户农家，周边翠竹环绕，门前江水潺潺，屋后炊烟袅袅，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板桥跨江而过。初冬的潼江是很温柔的，像少女一般的羞涩，缓缓地、静静地流淌，水极清澈，不时可看到江底的小鱼游来游去。河对岸，可看到一排妇女在河边唧唧喳喳洗涮，打闹。远山绿，近水清，真有一种中国水墨画般的美感，文人们的田园诗大致就是这般光景吧！这景色与我们在陕北的洛河、延河终年黄泥水流淌真是有天壤之别，也是在北方大城市里根本无法想象的美景。

每逢赶场（北方叫赶集）的日子，梓潼县城都很热闹。四邻八乡的老乡赶着小猪，背着背篓，挎着篮子，装着鸡蛋到城里换些日常用品。城里人则在赶场天采购农副产品改善生活。那时的老乡特别是年纪稍大一些的，都是头上缠着头巾，身上穿着长棉袍，抽着长烟杆的旱烟。在公路上可看到汽车、牛车、人力车混行，车多的时候，鸣笛声、吆喝声不断，很是热闹。这里的人力推车与我在北方看到的独轮车很不一样：它的轮子是由木板拼成的，车轴也没有轴承，直接在车架上钻个洞，把车轴插进去，再涂上油就可以了，走起来“吱扭吱扭”响声很有节奏感，被当地人称为“鸡公车”。后来看到有书上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就是这种独轮车，流传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鸡公车（蓬州闲士 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图）

从黑风口再沿着公路往前走两三百米有一片建筑群，是902的医院，也称3号医院，对外称汉江医院。1970年底，3号医院已基本建好，初具规模，开始运行了。3号医院有门诊楼、住院楼和一些附属设施，如家属宿舍、锅炉房、车库等。门诊楼是一幢二层红砖小楼，有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口腔科等，科室比较齐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天，我的牙出现问题，疼的不行，到3号医院口腔科就诊，是口腔科的两个大夫给我看的，一个是肖大夫，另一个是尚大夫，听口音两个人都是南京人，她们好像也都是从青海221来的。她们非常仔细地给我检查疼痛的地方，还拍了X光片子，最后确诊是牙髓炎，要打开牙髓腔减压消炎，加入失活剂，杀神经，然后用氧化锌软膏封闭，一周以后做根管治疗，最后用水门汀填充。因是第一次做这么复杂的口腔科治疗，非常好奇，印象深刻，也对这两位大夫敬业精神充满了敬意。

我第一次到902住的时间不长，除了在3号地区，没有去过其他单位。总的印象是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青海221的人成批迁入，人们的生活工作有一个新的开端，但生活配套设施还很不完善，距离步入正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梓潼两弹城内一景（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二、九〇二记忆拾零

真正来到902生活和工作，是6年后的1977年4月，在部队当了6年的兵，复员回家。这时母亲已从河南干校来到四川，重新安排了工作。我们家也算是在902有一个正式的家了。当时我家住在院部里面的一栋平房，也就是现在两弹城景区的院士别墅区邓稼先旧居后面，是个两家一幢的平房建筑。这房子说是别墅，其实按现在的标准也就是一套小三居室住宅，三间房：进门一间作会客厅，往里走左手一间主卧父母住，右手一间我和弟弟刁力住，还有一个几平米的小厨房和卫生间，估计总的建筑面积不到90平米，但在当时已算很高标准了。

作者父亲刁筠寿、母亲佘萍在院部住宅前小憩（刁毅 供图）

2016年，我专程去院部和曹家沟寻旧，我们家曾住过的那栋房子标注的是胡仁宇院士旧居，应该是后来胡仁宇也在这里住过。我家的邻居是九院副书记苖兆瑞叔叔家，后面是院长李凤翔叔叔和副院长田子钦叔叔家。前面一排是小招待所，供领导干部来时住的，1981年后是邓稼先和李英杰叔叔住，现在开辟为邓稼先旧居供参观和凭吊。我们这三排房子西面还有两排平房，分别住有几个家属不在四川的单身院领导，他们是两个人合住一套三居房，分别是：邓稼先和龙文光、吴益三和谢家祺、宋绍俊和陈能宽等。

作者家的房子现在一如当年（刁毅 供图）

1977年6月，我被安排到903厂4分厂工作。由于903厂4分厂还处于建设阶段，我在4分厂“五七”农场劳动一个月后，厂里安排我去902五所二车间培训实习，时间大约有一年。这个时期我可以每个周末乘班车从五所回到院部与父母团聚。这时弟弟刁力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正在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学习，也可以经常回家看看，这是我们家近十年人口最兴旺的一个时期。

1979年春节全家合影（左起：弟弟刁力、母亲佘萍、本文作者刁毅、父亲刁筠寿、妹妹晓晴，刁毅 供图）

这一时期父母的身体都还好，每逢节假日或有闲暇，都会在周边转转，最常去的就是长卿山。长卿山不高，从院部顺小路就可上去。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长卿山虽然不高，但很有故事，半山上有一个相如石室，相传汉朝文豪、辞赋家司马相如曾在此夜读，因司马相如字长卿，后人为纪念他，取山名为长卿。山顶建有院工会的电视转播塔，在院部看电视节目全靠这个塔转播，连梓潼县城收看电视节目也要靠这个塔。

作者父亲母亲在长卿山上（刁毅 供图）

1979年6月19日，父亲有诗一首，记录了看到长卿石室后的感慨：

七绝·长卿石室

青山莫怨日西斜，

潼水长流逐浪花。

古庙无存遗址在，

空留石室野人家。

注：散步于长卿山下，长卿不在，石室犹存，因有七绝一首。

在长卿山顶俯瞰潼江和清代石拱桥——当地人称南桥（刁毅 供图）

2016年，我再次路过长卿山时，已今非昔比，古庙已重新修复，建有砖木结构的大殿，外称“相如堂”，中有“相如亭”并立有相如石像，很是气派。长卿山已开辟为森林公园，与远处的大庙山文昌庙遥相呼应，成为梓潼旅游必到的打卡之地。

梓潼县长卿山相如堂（陈仁康 摄，图片来源：绵阳新闻网）

1978年后，从安徽老家找了一个小保姆来照顾父母亲的生活，她住在我和刁力的房间，这样我们回来就没有地方住了，妈妈想与邓稼先叔叔商量借住他的一间房。妈妈与邓稼先曾在北京理论部一起工作，邓是理论部主任，妈妈是理论部党委副书记。在北京时，邓叔叔经常到我家找妈妈谈工作，关系不错。邓叔叔脾气好，不仅在理论部里有口皆碑，在塔院孩子们眼里也是一个好叔叔。“文革”初期，孩子们都不上学了，在塔院兴起了下围棋的风。孩子们不仅相互之间喜欢较量，也常与院里大人们比试比试。我现在能回忆起来我家下过棋的就有：我大舅舅彭非，我家楼上的何桂莲伯伯和邓稼先叔叔。到902后，哥哥刁锐每次回家探亲，只要邓叔叔有空，都要找他手谈几盘。果然，妈妈一提出这事，邓叔叔很爽快就同意了，并且给了一把房门钥匙。但妈妈跟我们约法三章：一、只能睡觉时去，平时不能去打扰。二、进出要轻，要有礼貌，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影响叔叔们的工作和休息。三、房间要经常打扫，保持清洁。邓叔叔他们的这套房结构上与我家的不一样，比较紧凑：一进门左手一间房，右手一间房，都是南向的，邓叔叔住在进门左手的一间，龙文光叔叔住在右手的一间。往里走靠右手是一间北房，左手是卫生间和厨房。北房平时是空的，他们放些杂物。因为要让我们住，邓叔叔让人把房间清理干净，还让房产科配了一个双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我和刁力就与这些大科学家们在同一屋檐下，比邻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81年父母离开902去北京。

梓潼县两弹城邓稼先旧居（图片来源：两弹城）

由于龙文光叔叔那段时间的身体不太好，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我能经常看到的还是邓稼先叔叔。最常见的景象是：晚上回房间睡觉，轻轻地打开门进去，左手边房间的台灯总是亮着，可看到邓叔叔在伏案写着什么。有一次，我很好奇，探头进去看了看，写字台上堆了厚厚的一沓稿纸，好像是在写书。但是，很奇怪，即便到现在，也看不到邓叔叔的任何一本书正式出版，也可能是涉密吧！不能公开出版，只能内部发行。

梓潼两弹城邓稼先旧居卧室里的陈设（四川日报 记者 徐莉莎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看书，突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邓叔叔，手里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跟我说：“小刁，你帮我看看这个半导体，总是咔咔响，是什么原因？”这是一台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八管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是国产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蓝白色主色调，外面有一个皮套保护，我家也有一台同样的，是1969年买的。在“文革”期间我曾玩过半导体收音机，装过一台六晶体管的收音机，后来在903的4分厂培训时也组装过半导体收音机，对机器的大致原理及结构还比较熟。我拿着机器拨弄了几下，感觉可能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就和邓叔叔说：“应该是这个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大概是年头久了，积累的灰尘太多导致，用酒精棉球擦一擦，可能会好。”邓叔叔说：“不会很麻烦吧？”我说：“不麻烦，可以擦擦试试。”于是我很快跑回家拿来螺丝刀、小镊子、脱脂棉、酒精这些工具和材料。我打开机器，找到开关和音量电位器。这个便携式收音机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里面的元器件也都比较微型，电位器很小，防尘罩也很简单，就是一个薄薄的塑料片敷在上面，因此很容易落上和积累灰尘。我用镊子轻轻地拨开防尘罩，看到里面果然有一层薄薄的油泥一样的污垢。我回头对邓叔叔说：“大概就是这里有些脏，擦一擦应该会好。”邓叔叔说：“没关系，你擦吧！”我扯了一点脱脂棉，缠绕在镊子上，蘸上些酒精，轻轻地擦拭起来，很快就擦完了。我对邓叔叔说：“还要再等一等，酒精完全挥发完了才能开机。”邓叔叔笑了：“就这么简单？”我心里也很忐忑，不敢打包票，说：“试试看。”过了大约十分钟，我估计酒精挥发得差不多了，可以打开试试。于是，我转动开关旋钮，调节音量，果然咔咔声音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嗡嗡的杂音。我说：“这可能是我们在山沟里，无线电信号比较弱，交流声和杂音会比较大。”邓叔叔说：“没关系，这就很好了，谢谢你啦！小刁。”

从这以后，邓叔叔再也没有因收音机的问题找过我，看来效果还不错。

邓稼先、孙维昌、李英杰、刁筠寿（本文作者父亲）在一起（左起，刁毅 供图）

在我们住进这宿舍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过龙文光叔叔，听妈妈说，龙叔叔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北京治病。我家和邓稼先、龙文光叔叔家都住在北京塔院，而且都住5号楼，我与两位叔叔的女儿、儿子都认识，在北京能经常见到邓叔叔，却从来没有见过龙叔叔，可能是龙叔叔常年在青海221工作，很少回北京的缘故吧！

1980年，我在曹家沟的九院工学院上学。一个周末的早上，我要回家拿些东西，看到邓叔叔宿舍的门口有一个人正在关门，头戴草帽，脚上穿着胶鞋，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我想这可能就是龙叔叔。于是走上前问道，“您是龙叔叔吧？我是刁……”“我知道，老邓跟我说了，你们来住吧，没有问题。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

龙叔叔与邓叔叔不太一样，非常健谈。

“您这拿着拐杖是要去爬长卿山吗？”

“长卿山上去过好多次了，平时就可以去，今天去×××，然后去×××，最后从×××绕回来。”

龙叔叔说的都是梓潼及附近的一些乡镇，离院部少则五六公里，多则有十多公里，而且多是乡间小路，很不好走。这老爷子都快60岁了，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能行吗？

“这路途可有点远，您身体能行吗？”我有些担心。

“没问题，这附近的乡镇我都转过，现在每天走个四五十里还是可以的。”

我打心眼里佩服这老爷子。我当时还不到30岁，如果让我走几十里山路，心里还是要打鼓的。

作者母亲佘萍（前右二）担任九院工会主席时，工会员工与副院长宋绍俊的合影（拍摄于院部模型厅前，刁毅 供图）

住在院部期间，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大概是1978年的一天，父亲让我送一份文件给王淦昌伯伯。王淦昌伯伯家住在通讯站与情报处之间的两排平房区，离我家也不太远。我小跑着过去，远远地就能看到王伯伯站在房门口，似乎就在等待什么，他应该知道我给他送信。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说：“谢谢你，小弟弟！辛苦你喽！”。

梓潼两弹城两弹王淦昌旧居（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小弟弟？”王伯伯是我的长辈，怎么能称我“小弟弟”呢？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把信递过去，说：“王伯伯，这是爸爸交您的。”

“晓得！晓得！辛苦你喽！”

还是那一年的夏天，王淦昌伯伯年过七十，国家考虑他年事已高，四川902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安排他到二机部当副部长兼北京401所（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临走前，父亲带着我去与他话别。他们相互道了保重、珍重的一些话，王伯伯转头对我说：“小弟弟，来给我们拍个照！”呵呵！又是“小弟弟”。

作者父亲刁筠寿与王淦昌（右）合影（刁毅 供图）

我在九院这几年，认识和接触了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其中还有不少是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可谓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们除了是学富五车、业界翘楚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人品高尚，谦谦君子，接人待物极为谦和低调，对我们这些晚辈也是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不像社会上有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目中无人。我想他们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学术和专业成就，除了执着的专业精神外，还离不开这些优秀的传统品德。

梓潼两弹城两弹家风馆（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记得大概是在1978年下半年的一天，是个星期天，我恰好在家。父亲要去新疆参加核试验，因任务重，时间紧，临走那天上午还要在院部开协调会。父亲交待，中午11点半开饭，12点上车去彭县军用机场，专机飞马兰21基地。妈妈和我早早地准备好饭菜，放在锅里热着。11点半到了，还没见父亲回来，12点了，还没回来。妈妈有些着急，让我到路口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到模型厅门口向办公楼方向张望，根本没有人影。这时小车队的车也来了，司机师傅也是准时来接他们的。都快下午1点了，才远远看到父亲和邓稼先叔叔从办公楼里出来，父亲左手拿着公文包，右手拿着保温杯，脸色阴沉，嘴里还在与邓叔叔说着什么。快走到跟前了，还能听到他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扯皮！一点担当也没有！……”看来协调会开得不顺利，到新疆基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父亲和邓叔叔都没有吃饭，回家上了个厕所，喝了口水，拿了包饼干，就上车赶往彭县机场了。

梓潼两弹城两弹实物馆（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除了本身的工作要做好，还要考虑左邻右舍，兄弟单位的情况。关键是：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一个插头，一个螺丝螺母，一根导线不对，都会影响整个工作。因此，各分子系统的协调工作量非常大，也非常繁琐，稍有疏忽不慎，就会酿成大祸。毛主席对“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曾提出：“要大力协同作好这项工作。”周恩来总理则提出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字方针一直是九院搞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

1973年6月25日，父亲参加核试验时写了一首词，记录当时试验的心情和情景：

浪淘沙·试验前夕

戈壁似无边，

好大晴天。

万无一失记心间，

最怕粗心能失误，

叮嘱万千。

严谨出安全，

思虑难眠。

辛勤应数邓稼先，

入夜三更犹未睡，

不语抽烟。

注：试验前夕，与邓稼先同居一室，写浪淘沙一首，以记实况。

1979年下半年，父亲已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九院党委书记，妈妈还没有离休，在院工会工作，我们家也还在九院院部。一天晚饭后，我陪父亲在院子里散步，刚出家门，就看到我们院子前面的大榆树下有几个院领导在聊天，我记得有邓稼先、吴益三、谢家褀、宋绍俊等叔叔们。只见邓叔叔手指挥舞着，讲着什么，其他人专心地听着。我们走到跟前，听到邓叔叔正在说：“……我们现在一个扳机都要千吨，怎么能做到整个爆炸当量千吨以内？……主要装药……不能…….氘化锂……氚……铍……反射层……总之，原理是什么还没有搞的太清楚。……”

我听得一知半解，但大概意思知道，是讲当时新闻中热炒的中子弹。中子弹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作为主要杀伤力的战术核武器，美国当时已研制出来，专门用于对付苏联的集群坦克和地面部队。它爆炸的当量不大，但杀伤有生力量的能力非常强大，可做到地面上的坦克、装甲车毫发无损，里面的战斗人员全部死亡。当时我们国家与苏联的关系还很紧张，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件核武器。

梓潼两弹城展示的我国首颗原子弹和首颗氢弹模型（李睿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几十年后的今天，从相关资料上了解到，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掌握了中子弹制造技术。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从吃透原理到研制成功，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等科研力量，绝不是一拍脑袋想当然、一蹴而就可成功，欢喜背后不知经历了多少挫折和烦恼。

902是一个特殊的符号。

它孕育了一代人的梦想：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它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怀：胸怀祖国，无私奉献；

它记录一代人创造的奇迹：“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两弹一星”组歌——江山民心》组歌剧照（图片来源：我们的太空）

902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一段记忆！花絮拾零，谨以此篇怀念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永远不要忘记这里曾经的辉煌！不要忘记这里是铸就民族脊梁的地方！

来源：曙光初照902

作者：刁 毅（1951年生，1969年1月到陕西富县插队，1971年参军，1977年复员，分配在903厂工作，1979年考入曙光职工工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北京计算机学院、中石油信息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2011年退休）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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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红色记忆】我所知道的九〇二‖刁毅》